中評社北京5月1日電／《中國發展觀察》刊載長文，分析中美經濟的結構性矛盾與匯率之爭，全文如下：
最近，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爭論非常激烈，唇槍舌戰、火藥味十足。美國對當前的貿易失衡和經濟結構不滿意，急於改變現狀，向來愛拿中國問題說事的美國國會議員們以中國的貿易順差作為突破口向人民幣匯率發難，把全球經濟失衡和美國失業率攀升歸咎於中國的匯率政策。更有甚者，華盛頓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甚至預估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被低估40%，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把美國在金融危機期間損失的140萬以上的就業崗位歸咎於人民幣匯率低估。另一些美國經濟學家觀點則相對客觀，著名經濟學家蒙代爾、斯蒂格利茨、羅奇在不同場合下表示，導致中美貿易逆差的因素很多，人民幣匯率升值不是解決中美貿易順差的根本途徑。在中國方面，溫家寶總理在十一屆人大二次會議答記者問時指出一個國家的匯率是本國經濟做出的選擇，人民幣匯率沒有低估；商務部部長陳德銘表示，匯率問題是一個國家主權內的問題，不是兩個國家之間討論的問題。有一些學者更是從政治角度，把美國國會政客的舉動看成是有預謀、有計劃、企圖顛覆中國經濟、使中國走日本老路的陰謀，還有經濟學家以新加坡和我國香港為例，認為選擇固定匯率或浮動匯率是一個國家主權內的事，其它國家無可厚非。
筆者認為，匯率之爭與中美兩國經濟結構和世界經濟格局變化密切相關，是國際經濟力量對比發生變化和世界經濟失衡的自然反應，是中美兩國經濟結構失衡和矛盾長期積累的結果。由於兩國乃至世界經濟結構的變化不是一朝一日形成的，牽涉多種因素和多方利益，實現國際經濟的再平衡不是在短期內可以完成的任務，相互指責無助於解決分歧和爭論。打破目前的僵局需要中美兩國政治家與國際社會的其他利益攸關方一道冷靜地坐下來，共同尋求解決之道。本文旨在從大國博弈的視角來剖析中美經濟結構性矛盾，探索解決貿易順差和人民幣匯率問題的途徑。
人民幣匯率問題的由來
自從1994年1月人民幣官方匯率和市場匯率實現並軌以來，有關人民幣匯率的估值爭論發生過三次，分別在1998年前後、2002年到2005年和2009年至今。
1997年肇始於泰國的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後，許多東亞國家的貨幣在危機期間相繼貶值，人民幣承受了相當大的貶值壓力。當時有人估計，人民幣需要貶值15-30%才能抵消東亞危機的影響，否則，中國經濟將因對外競爭力的下降而遭受打擊。然而，另一種擔憂是，如果人民幣加入周邊國家貨幣貶值行列，則有可能產生“囚徒困境”的結果，導致亞洲各國貨幣陷入新一輪貶值的惡性循環，最終削弱人民幣貶值的效應，因此，也有人反對人民幣貶值，建議中國尋找其它的途徑（稅收、價格、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擴大內需。在權衡利弊後，中國政府頂住了人民幣貶值壓力，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以擴大內需、提高出口退稅率促進出口。這些做法受到了其它國家尤其是鄰國的歡迎。後來的表現也說明，中國政府做出了正確的決定，在人民幣沒有貶值的情況下實現了對外貿易和外國直接投資的持續增長。當然，這些決策是有代價的，長期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造成了巨大的財政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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