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長期以來的“地方保護主義”也放縱了食品安全危機。許多非法的食品加工企業雖然從事非法，乃至不道德的商業行為，但是由於日久根深，這些企業都形成了一個系統的產業結構與產業鏈條。對於一些小地方而言，這無疑是解決就業壓力、維持當地經濟，甚至是保證腐敗收入的有效方式。在許多地方，尤其是經濟不景氣的村、鎮，這些不法企業甚至成為了當地社會隱性的經濟支柱。因此，當地政府往往對不法的食品加工行業採取漠視或縱容的態度。加之，改革開放以來，為刺激地方經濟的發展，中央政府不斷地向地方解制放權，這在擴大地方政府權限的同時，也使消除食品安全隱患的壓力往往不是來自於危險本身，而是來自當地政府權力本身的“監守自盜”。
GDP主義
第三，地方政府“GDP主義”的傳統一直沒有改變。從改革開放起，中國的地方政府就一直奉行經濟優先的治理方略，並且以GDP數據作為重點績效考查標準設定官員升遷邏輯。這種治理方略，在短期內刺激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在政府體系內形成“GDP中心”的內在激勵。在這種激勵下，公共服務的政府職能被逐漸邊緣化，成為經濟發展的附庸。食品安全作為一個典型的公共服務領域，長期以來並未受到政府重視，而當前食品安全危機恰恰是這種長期積累的必然結果。而且，隨著經濟發展的深入，“GDP主義”與公共服務在現實中的對立必然將越來越明顯，越來越難以協調，地方政府如果不改變以GDP為中心的傳統治理方略，食品安全問題必然將進一步呈現擴大趨勢。
對於圍繞在治理困境中的地方政府而言，“重拳出擊”根本無法形成長期成效，甚至在“重拳”之後還會出現報復性反彈，這種反彈勢必更加複雜，更加難以監管，而地方政府就又得興起新一輪成本更高的“重拳”。最終，食品安全監督就成了“監督—反彈—再監督—再反彈”的惡性循環，而且，每一輪循環都意味著地方政府監督成本的遞增。因此，如果地方政府不能突破“部門主義”、“地方保護主義”、“GDP主義”這三座大山，不能從體制與機制上尋求地方政府治理困境的突破，中國的“重拳出擊”只會是“花拳綉腿”，只會是新一輪危機的序曲，民眾的“食品安全”也就只能是水中月，鏡中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