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此，中美兩個政治體制殊異的國家才能在新的時代找到客觀的利益交合點，從而實現一種基於全球分工合作基礎的共同發展。只不過，仍有兩道坎是這兩個國家需要跨越的，那便是政治體制的差異以及民族主義情緒的張力。從美國全球戰略論，中國這個歐亞大陸軍事和地緣政治大國毫無疑問是其遏制、打壓對象，所以在上述兩個問題上，兩國幾乎構成了零和關系。但在經濟領域，兩國又有著巨大的共同利益。當下中美兩國就呈現出這樣一種共同利益與零和對抗相互咬合的關系。
相對於美國，中國是一個轉型進行時中的國家，其未來變化將遠大於美國，而這種變化很可能再次翻天地覆的改變中美關系乃至美國在中國的國家形象。
經濟下行壓力下的中國已經在尋找繼續轉型的道路，以求維持發展的勢頭。正因此，在中國“兩會”上可以看到社會治理上簡政放權，經濟發展戰略上強調高技術新型經濟的內容。這些實際上仍是對現有道路的修正，但卻均是“減少公權管制、釋放社會活力”這一邏輯的延續。中國過去30年的發展受惠於這一改革邏輯，國家得到了發展，民衆富裕起來。更為重要的則是，這種變化實際上正是對美國所主導的國際體系的一種融入。這種融入不僅限於具體的政策，它能夠真正作用於中國人民的觀念，讓人們去意識形態化，認清個人利益所在，認清理性的發展道路何在。
不論中國人願不願意承認，這些變化都是與一種國際通行標准的主動契合，而這種標准是不必非得以某個國家進行命名的。當中國繼續沿著這條道路前進，轉型將繼續推進，上述兩道坎被平穩跨過也便並非一種不可想象的前景。
實際上，從二戰到今日，中國人心目中的美國幾經變化，但也能看到去意識形態並富起來的中國人也能夠更加理智地認清“美國”這一多面的因素。軍事、地緣上的對抗是一方面，美國的資本、技術，尤其是美國營建的那套國際體系所提供的發展道路則更關乎中國的核心競爭力。而後者卻是超越前者決定中國未來的更重要因素。
認清這些，中美關系將歷史傳承下來的合作傳統延續下去也就是順利成章的事情。當然，這需要克服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及體制慣性衝動，從共同理念出發，也從共同利益出發，尋求觀念上的持續進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