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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中山遺願激勵後來人實現國家統一 |
中評社╱題：孫中山與國家統一 作者：蔡永飛（北京），民革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法學博士
辛亥革命100周年紀念，是在實現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格局的背景下進行的。因而，無論是中國大陸，還是在寶島台灣，辛亥革命100周年紀念都把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作為最重要的目的之一。這是此次紀念活動與以往的紀念活動最大的區別所在。
把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並且最終實現和平統一作為辛亥革命紀念活動的目的，不僅進一步昭示了辛亥革命追求以和平民主作為國家統一方式的正當性，同時也表明，100年以來中國社會的發展進步已經為中國的和平民主統一創造了條件，最終實現辛亥革命的民主制度建設目標已經不再遙遠。
辛亥革命以追求國家長期穩定統一為目標
辛亥革命之所以發生，是因為滿清政府已經無力承擔領導中國現代化的任務，日益墮落為帝國主義掠奪中國的工具；而與此同時，中國現代化也迫切需要建立一個能夠引領和推動中國完成現代化建設使命、並保證國家長期穩定統一、人民幸福安康的政治制度。辛亥革命就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在推翻舊制度的基礎上建立新的民主政治制度的試驗。
從負面來看，這次試驗的損失是十分慘重的。第一大損失是讓中國丟失了外蒙古（156.65萬平方公里）和唐努烏梁海地區（17萬平方公里，2003年統計共有30多萬人口）共約174萬平方公里的國土。1912年，趁中國辛亥革命出現亂局之機，俄國人策劃煽動外蒙古獨立，唐努烏梁海地區也受到波及並被俄蘇軍隊佔領。在1945年8月15日簽署的《中蘇條約》中，中華民國政府承認蒙古獨立、承認俄國侵佔的中國國土唐努烏梁海地區為蘇聯國土。第二是導致了長期內戰，造成巨大的民族犧牲，並付出了巨大的機會成本，直到今天還沒有最後結束戰爭狀態。辛亥革命以後中國現代化建設確實曾經面臨很多良好機遇，但歷史不能假設，事實上中國現代化建設就只能是這樣一步一步走過來。
當然，辛亥革命的正面意義和積極意義是不容置疑的。試圖創新國家穩定統一新模式，辛亥革命本身雖然沒有也不可能完成這一任務，但它確實開啟了這一歷史進程。作為辛亥革命領導者，孫中山對革命解決什麼問題的認識是明確而又十分深刻的。1906年12月2日，孫中山在東京《民報》創刊周年慶祝大會的演說中說：“中國數千年來都是君主專制政體，這種政體，不是平等自由的國民所堪受的。”“我們推倒滿洲政府，從驅除滿人那一面說是民族革命，從顛覆君主政體那一面說是政治革命，並不是分兩次去做。講到那政治革命的結果，是建立民主立憲政體。”那麼政治革命要解決什麼樣的問題呢？孫中山說：“惟尚有一層最要緊的話，因為凡是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會弄到亡國。因為中國從來當國家做私人財產，所以凡有草昧英雄崛起，一定彼此相爭，爭不到手，寧可割據一方，定不相下，往往弄到分裂一二百年，還沒有定局。今日中國，正是萬國眈眈虎視的時候，如果革命家自己相爭，四分五裂，豈不是自亡其國？……外人斷不能瓜分我中國，只怕中國人自己瓜分起來，那就不可救了。所以我們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國民政府。這不止是我們革命之目的，並且是我們革命的時候所萬不可少的。”（《孫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325-326頁）這就是說，中國自古以來週期性出現的國家分裂狀況，根源在於中國傳統政治制度中政權更替的武力爭奪模式，就是孫中山所設定的革命物件。按照1915年8月發表在北京《亞細亞日報》上的美國政治學家古德諾《共和與君主論》一文的看法，中國古代君主專制制度也有它的優點，就是以皇位傳子的制度安排解決了政治權力和平更替的問題。但其實，這種制度安排通常只能實現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政治穩定、國家統一，而由於這種制度安排原則上是“少數人選少數人”，只授權皇帝來選拔繼承人，並且只在一個家族內部挑選，因而很難保證所選繼承人的政治領導能力符合職責要求，所以開國皇帝之後的皇帝基本上是一代不如一代，並最終由於皇帝領導能力的衰減而失去政治合法性。而一旦一個朝代的權力繼承問題發生差錯，就會出現孫中山所說的大家紛起爭奪皇帝位子的戰爭。中國古代雖然也曾出現過“禪讓”和“遜位”這種平穩過渡的方式，但君主專制制度基本上沒有能力解決權力更替問題，因而中國古代長期處於爭奪政治權力的戰爭之中。孫中山看到西方式民主制度以選舉制和任期制進行權力更替的方式能夠保持國家長期穩定和統一，所以決心通過革命來揚棄中國傳統的君主專制制度、建立民主制度。此次辛亥革命的結果也是清帝遜位，按照學者高全喜的觀點，此次清帝遜位是讓位給民主政治制度，與歷史上任何一次遜位都有本質區別。
遺憾的是，辛亥革命之後，恰恰還是出現了孫中山先生所警誡、所擔心的問題，仍然延續了武力奪權的局面。一開始有袁世凱想當皇帝，後有北洋軍閥互不相讓的混戰，之後又有國共內戰。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毛澤東應邀赴重慶談判，明確宣佈接受蔣介石領導，甚至共產黨建議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和平建國綱領》，已經開始了“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的進程，但由於國民黨蔣介石不願意和共產黨分享政權，他們要獨霸天下，又誤以為共產黨的軍隊不堪一擊可以在三個月之內消滅，所以就發動了內戰，像孫中山所說的那樣，兩個曾經合作革命的政黨自己打起來了。國民黨蔣介石敗退台灣以後，仍然念念不忘反攻大陸，企圖利用武力奪回全國政權，表明蔣介石仍然是孫中山所說的那種具有皇帝思想的“草昧英雄”。2008年12月31日胡錦濤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3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1949年以來大陸和台灣儘管尚未統一，但不是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分裂，而是上個世紀40年代中後期中國內戰遺留並延續的政治對立，這沒有改變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這就是說，追根溯源，兩岸分裂分治狀況還是辛亥革命造成的，而以和平民主的方式實現中國完全統一，則是孫中山和辛亥革命先烈的遺願。
孫中山的政治遺產是完成祖國統一任務的重要資源
辛亥革命之後，中國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按照孫中山的說法是“實在不成一個國家”（《孫中山全集》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326頁）。孫中山深刻分析了當時國家不能統一的原因，提出了實現國家統一的對策，並且身體力行，力促國家統一的實現，直到生命最後一刻。今天看來，孫中山作為兩岸共同尊崇的歷史人物，他的思想和精神本身就是兩岸聯繫和合作的紐帶和橋樑。另一方面，他關於國家統一的思想和主張仍然是今天的人們完成祖國統一任務的重要資源，值得充分挖掘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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