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兩岸關係的特殊性，每逢台灣“大選”關於兩岸問題的民調就層出不窮，這就表示兩岸問題在台灣政治生態環境中佔據著相當重要的位置，為此主流民意已成為各方適時制定理性務實政策的重要導向，這不僅涉及到各方的切身利益，也關係到兩岸的和平穩定。換句話說，即順應民意將國泰民安、否則禍患無窮。當代社會，隨著民主政治制度不斷發展與完善，反映民意的代表機構日益受到推崇和重視。任何政黨、社團和組織都不可能擯棄民意，而走向另一個極端。近幾十年來，台灣主流民意逐漸被反應到兩岸關係上來。台灣主流民意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兩岸關係的走向，而兩岸關係的發展又直接或間接的催化著台灣主流民意的形成，他們之間是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的關係。
如今，台灣主流民意已逐步成型，維持現狀成為島內社會的交集和兩岸雙方的最大公約數。正因為如此，大陸的對台政策才隨之發生改變，這不僅彰顯著大陸尊重台灣主流民意渴望得到和維持和平的現實，同樣也體現大陸在處理對台問題的方式上變得更為靈活、更具包容性；同時亦可說明台灣方面根據民意變化所作的兩岸政策調整：從“舊三不”到“接觸對話談判”再到“新三不”進一步到重提“一國兩區”。想必兩岸人民是有目共睹的，從而期盼雙方都能在“擱置爭議、建立互信”的方針下發展兩岸關係。近期幾項民調可以明證：台灣《新新聞》週刊調查顯示，“高達66%的受訪者認為民進黨不應排斥和大陸交往，而且接近50%的受訪者認為民進黨應該廢除‘台獨黨綱’，調整兩岸政策”⑧。
《遠見》雜誌也在3月中旬發佈台灣民眾統獨觀調查，民調顯示：“與去年9月相較，贊成台灣獨立比例下降2.7%，相對地贊成兩岸統一的比例上升3.4%，而認為應維持現狀的比例則無明顯的變化”⑨。由此看來，只要大陸的對台政策和台灣的兩岸政策順應島內民眾意願，那麼，台灣主流民意的變化就會進一步推動兩岸關係朝著更全面、更深入方向發展。
兩岸關係演變的特徵
（一）思維方式的調整：從因循守舊轉向開拓創新
思維的調整是兩岸三黨在雙方博弈中佔據制高點的重要因素，也是兩岸關係從對峙走向對話的關鍵竅門。如果說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繁榮局面是國共兩黨共推的結果，那麼，國共兩黨思維的調整就應該是開啟兩岸大門、進行交流對話的基礎和前提。過去六十多年，兩岸思維的調整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政策分階段變化：由於台灣政治轉型具有起步晚、帶草根、不和諧、不確定等特點，這勢必對兩岸關係帶來一定衝擊。大陸方面認為台灣政治轉型可能會助長“台獨”勢力的囂張氣焰，最終阻礙兩岸關係的正常發展，故而對台政策才從“武力攻台”到“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再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一再變化；另一方面，國民黨為保持在台灣統治的合法性地位以及爭取選票的需要，也開始重新審視兩岸關係，制定不同時期的大陸政策，首先是開放台灣民眾回大陸探親，其次是為統一積極佈局，第三到李陳的“分裂國家論”，最後到確立“堅持九二共識、積極發展兩岸關係”。上述政策的分階段變化體現了大陸和台灣的兩岸政策都是在隨著台灣政治轉型的發展趨勢和程度不斷調整。
二是步驟呈現梯級化：歷史教訓和經驗表明兩岸關係的健康發展有賴於循序漸進，而不是急於求成。這就要求兩岸當局以及相關的專家學者在研究、探討如何發展兩岸關係和如何使兩岸關係向好的方面發展必須考量到兩岸的實際情況，即兩岸間不同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社會文化等。並根據實際情況，制定出切實可行的兩岸政策。兩岸問題的形成非一日之寒，政治分歧的解決也非輕而易舉。為此，兩岸提出了“先經後政、先易後難、先急後緩”的發展步驟，才使得兩岸關係能在短短的幾年內取得前所未有的進展和突破。
三是路徑探尋多元化：交往路徑的多與少、好與壞也是決定著兩岸關係能否持續健康發展的重大因素。在台灣政治轉型啟動前，兩岸關係交往路徑是以帶有非政治色彩的紅十字協會為主，抑或經過第三方/地，儘管這也能達到兩岸交流的目的，但在其真實性、有效性、及時性、穩定性、長期性上大打折扣。因發展兩岸關係的潮流不可抗拒，兩岸民眾之間往來的趨勢不可阻擋，且在交往中不斷衍生出許多矛盾和問題，需要特定的機構來予以消弭和解決，故而海基會海協會等半官方機構應運而生。除此之外，經合會、海旅會等專業領域組織機構在兩岸交往中所發揮出的作用也日益凸顯。
（二）領導主體的過渡：從政黨轉向政府
不必質疑，兩岸問題一開始是由國共兩黨內戰演化而來，故而，政黨就成為了兩岸事務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政黨作為構建現代國家的領導者和社會健康發展的推動者起著其他力量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政黨之所以能夠在政治社會生活中扮演著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是因為它具有一定的政治功能以及治理社會的能力。政治學上將政黨功能歸結為：“利益表達功能、利益綜合功能、政治錄用功能和政治社會化功能”⑩等四種。這些功能就決定了兩岸問題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政黨的參與甚至主導，否則，就會顯得蒼白無力，群龍無首，也就會失去方向，沒有目的，難以有所進展。
既然兩岸問題是由政黨衝突衍生形成的，那麼根據“解鈴還須系鈴人”的現實法則，是不是該問題的最終解決就是要化解某些政黨之間的衝突和矛盾呢，是不是就應該在某兩個政黨中協商進行呢？顯然不對。因為台灣已經走上政治民主化道路以及隨之帶來的政黨輪替執政成為常態的現實條件，改變了過去國民黨獨攬大權和壟斷兩岸事務的格局。所以，從這一層面上講：兩岸問題的領導主體不單單是某個政黨，而在逐步向政府漸次過渡，政府在兩岸事務中越來越居於主導地位，越來越具有話語權。換言之，政黨的兩岸政策不再具有官方性、也就不再具有穩定性，那麼，兩岸問題就更帶有濃厚的多樣性、複雜性和反復性色彩。而政府又是“國家的組織要素或政治機器，是體現、達到國家目的和行使、表現、執行、解釋國家意志的機關”⑪，所以，由政府掌握兩岸事務的權利，更具有權威性、可接受度和廣泛代表性（因為即使是某一個政黨執政，它也不得不爭取其他政黨及社會廣大民眾的理解和支持並接受其監督，才能使其政策行之有效）。此外，兩岸事務領導主體的位移，也就要求大陸（中共）必須轉變甚至改變其黨對黨（國共兩黨）交流解決兩岸紛爭的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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