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參與群體的增多：從政黨/政府壟斷轉向公民/多元社會
從前文所述的領導主體從由政黨轉向政府中可以窺探到，領導主體之所以發生位移，是因為台灣多元社會在逐漸形成，更確切的說是由於公民社會的無限推動。換言之，多元社會的形成以及公民素質的提高使得兩岸事務參與的群體增多。也就是說政府不再是某個政黨的代言人了，而是社會大多數群眾利益的代表者。公民社會是指：“圍繞共同利益、目標和價值的，非強制的行動團體”⑫。這裡所講的行動團體主要包括：政黨、利益集團，社會團體，各種協會等組織。其具有“突顯個人權利、以人為本的社會；是自治社會，體現出相對於國家的獨立性和自主權；是具備參與性、公開性和開放性的社會”⑬等特徵。雖然公民社會有利於貫徹個人權利和自由的實現，但從另一層面上說它又增加制定公共政策的難度，社會共識就難以凝聚和形成，尤其是在台灣特殊的政治生態環境下，要在多元/公民社會下達成一種有利於發展兩岸關係的“台灣共識”可謂是困難重重。
參與群體的增多對兩岸事務本來是有著積極意義，一方面使得執政當局的兩岸政策不至於走向極端，而是向中間靠攏，更加地趨於理性務實；另一方面，公民社會可以提高公民參與政治的積極性和熱情，就為當局制定兩岸政策提供了更多的信息源，使其更具有代表性和廣泛性，在這一點上，國、民兩黨各有千秋。然而存在某些居心叵測之人想方設法操弄群體意識、增設兩岸難題、挑起社會對立，使得兩岸交往的難度又隨之增加，尤其是在21世紀初，差點把兩岸置於瀕戰期。如何繼續保持參與群體的增多，怎樣正確引導群體意識朝著正面方向發展是台灣當局乃至於兩岸共同面臨的課題和難題。因為它涉及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態勢能不能繼續保持，能不能有效深化，能不能成為台灣共識，這是一個關節點。筆者認為，今後幾年，兩岸交往的重點，不應該僅僅停留在經貿、旅遊等領域，而是要向“軟實力”方向靠近。儘管利益可以拉近兩岸的某些距離，但那也只是少數利益集團之間的事情，就大部分台灣民眾而言，他們對大陸仍然感覺陌生，依舊存在一種偏見和隔閡，這就需要兩岸在社會文化上形成一致看法，也需要培育一些共同的公民素質，更需要的是兩岸參與群體之間心交心、手拉手的交流和互動。
（四）交往內容的擴充：從單一範疇轉向多個領域
近幾年來，通過兩岸的共同努力，兩岸交往內容不單單只是化解政治分歧和解決軍事對立上的問題，也不僅僅只是雙方在紅十字協會等國際性非官方組織的交流；而是從政治和軍事議題拓展到經貿、文教、旅遊、交通等大部分領域，從國際非官方組織擴充到兩岸非政府組織以及少許的專業性、技術性官方組織。上海台灣研究所倪永傑研究員從馬英九執政以來兩岸關係進展方面總結了兩岸交往內容的擴充：“進展一、兩岸恢復制度化協商，建立溝通協商、談判合作的新模式；進展二、兩岸經貿關係邁入正常化、制度化、機制化的新階段；進展三、兩岸高層良性互動，政治互信有所增強；進展四、兩岸開啟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的新時代；進展五、兩岸同胞相互扶持，情感加深；進展六、兩岸涉外領域的協商、合作增多，台灣同胞擴大國際參與的願望得以實現”⑭。可見，兩岸交往的內容逐步趨向完善，交往的格局也已基本形成。
與此同時，應當清晰的看到，交往內容的擴充對於增進兩岸關係、拉近兩岸距離、累積兩岸互信發揮著積極作用。一是交往內容具有廣泛性，涉及到方方面面，不易形成空檔，就更加自然地交織在一起；二是交往內容具有互惠性，兩岸雙方在發展市場經濟，政治民主、社會治理上各有所長，相互之間取長補短、學習借鏡，對縮小兩岸差距、擴大共同認知起到了良好效果。不過，兩岸打開交流大門至今，儘管兩岸交往內容得到了不斷擴充，但相互間交流範疇也僅僅只是局限於領域合作，沒能突破“線”的界限並過渡到“面”的範疇——區域（地域）合作。在紛繁複雜的領域世界中，若是只著眼於上述領域的交流對促進兩岸進入深層次合作甚至開啟政治協商並不能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其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兩岸領域合作的單一模式影響到兩岸交流的思維模式，更使兩岸交往出現“經熱政冷”等怪象，進而影響到兩岸正常、有效、持續交往。
因此，為改變這一局面，2008年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三十周年座談會上，胡錦濤強調：“兩岸同胞是血脈相連的命運共同體。包括大陸和台灣在內的中國是兩岸同胞的共同家園，兩岸同胞有責任把她維護好、建設好”⑮。共同家園一詞頓時成為兩岸及海外熱捧的話題。緊接著，2011年福建設立平潭綜合實驗區獲得國務院批准，有意將其作為兩岸區域合作的試點。如果說胡錦濤總書記關於兩岸共同家園的談話是大陸對台工作從領域合作過渡到區域合作的政策性宣示，那麼福建平潭實驗區的設立就是對兩岸區域合作的可行性探討。遺憾的是，由於台灣方面的過度反應，扭曲這是大陸的“統戰陰謀”，最終使得兩岸區域合作實驗區的探索提前落空，平潭實驗區的性質也就變成了所謂經濟項目。
（五）國際因素的變遷：從戰略模糊轉向變相遏制
人所共知，兩岸問題從形成一開始帶濃厚國際因素的色彩，特別是美國參與的成分比重相當大。而且，自始至終，兩岸都沒有擺脫美國對其的影響，同時，美國也沒有明確表態放手讓兩岸自己解決內部事務。為此，兩岸關係的進展必定與美國的立場有著或多或少的聯繫。長期以來，美國為了維護自己在亞太和台海的國家利益，一直尋找化解兩岸爭端的折中辦法，試圖扮演台灣問題的最佳角色。通過美國國內多方論證，最終選擇了模棱兩可的戰略模糊策略作為處理（台海）兩岸問題的思路和手段。然而，這一立場在上世紀末有了微妙調整，“台灣政治轉型，凸顯了海峽兩岸的政治發展的不同路徑，使美國的公共輿論朝著有利於台灣的方面傾斜”⑯。尤其是2008年國民黨重新奪回政權後，鑒於兩岸關係發展太快，走得太近，美國開始有些按捺不住，採取軟硬兼施的手段向兩岸頻頻發出對其現狀不太樂見的信號，這也就為美國不斷拉攏亞洲各國，高舉大旗重返亞太作好了鋪墊。此外，美國加強與盟國的聯繫並鞏固其領導地位，提議建立泛太平洋戰略既經濟合作協定（TPP），並有意將中國（大陸）排除在外，圍堵中國（大陸）的意圖昭然若揭。而作為中美間最敏感、最核心的台灣，表態不可避免，觀察可知，台美合作的意願也十分明顯。為此，戰略模糊的雙軌政策差不多走到了不得不轉向的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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