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58年，反右鬥爭已經基本結束，毛澤東決定：全黨全國“從1958年起，在繼續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時，著重點應放在技術革命方面。”顯然，毛澤東認為，到1958年，中國共產黨的主要任務應該是搞建設了。
但是，一方面，反右派鬥爭的震動實在太大了，不可能在短期內立即平靜下來，另一方面，“樹欲靜而風不止”，中國共產黨想要平靜下來搞建設，國內外敵對勢力卻要大做文章。在國外，帝國主義借我黨反右之事，惡毒攻擊我國的經濟政治制度和知識分子政策。蘇聯對我國反右鬥爭也冷眼旁觀、冷嘲熱諷。在臺灣的蔣介石集團則攻擊毛澤東為殷紂王、秦始皇、曹操，共產黨的政策是獨裁、專制，反右是鎮壓知識分子。1957年10月10日國民黨召開的“八大”通過的由蔣介石提議的《對大陸反共革命發展中本黨任務之決議案》、《中國國民革命現階段黨務工作綱領》以及此後不久(10月23日)蔣介石發表的《復興本黨與完成革命的中心任務問題》中，不但對中國共產黨進行上述謾駡，而且把中共反右，當作他們反攻大陸的條件之一。不僅如此，蔣介石集團還借此後我國發生的一些事件連續作文章。
1959年他們看到我國大躍進中發生失誤，黨內也出現意見分岐，以及西藏發生叛亂，便積極“策進”“反攻”大陸。1959年5月國民黨“八大”二中會議上通過的《掌握中興複國的機運》、《策進大陸反共革命運動案》、《光復大陸政治行動綱領》等文件中，特別強調利用中國內部矛盾“反攻”大陸的問題。蔣介石還於當年3月26日發表了《告西藏同胞書》，並且在9月29日“接見”西藏叛亂代表時，高唱所謂“自由”的調子。在香港的所謂“第三種力量”，也對中國共產黨加以攻擊，其中過去與中共合作過的一些人士也對我黨頗有微詞。在國內，知識界有一些人也對反右鬥爭有看法。
毛澤東對這些情況十分注意。在反右鬥爭結束後的1958年、1959年，他多次談到反右鬥爭的重大意義。1958年2月，他在對周揚《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一文寫批語時，再次強調了反右鬥爭的“思想戰線上和政治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的意義。同年3月19日，他把匈牙利事件、反冒進事件，與反右鬥爭聯繫起來談道，我們得到的教訓是：不應該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帆風順的。此後不久，他在一則批語中又強調：資產階級的自由和無產階級的自由之間是不能調和的，只能是一個滅掉另一個，“不能妥協。”他在1958年指導大躍進時的一個重要思想是：在中國，要增長共產主義因素，一要有物質條件，二要有精神條件。物質條件要通過大躍進來創造，而精神條件的創造，除了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提高人的思想覺悟外，很重要的一條，是繼續批判資產階級思想。這一觀點，是與毛澤東後來倡導的“興無滅資”，並且在他設想的人民公社和後來設想的“五七幹校”中要有批判資產階級思想的功能相聯繫的。另一方面，毛澤東也對國內外反動派攻擊我黨反右鬥爭是搞“專制”、“獨裁”、“鎮壓民主”的讕言，予以堅決回擊。
50年代末，真是多事之秋。1957年反右之後，緊接著出現了1958年的大躍進，1959年又發生了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的事件。值得提到的是，毛澤東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批判彭德懷時，不僅批了彭德懷、張聞天等人對待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態度，而且把批判彭德懷與反右派鬥爭聯繫了起來。他說：“城鄉資產階級反動的思想活動和政治活動，雖經一九五七年整風反右鬥爭給了一次決定性的打擊，但是還遠沒有徹底消滅。他們的反動思想活動和政治活動，在一部分富裕中農和知識分子中間尚有市場，一遇風吹草動，他們就要蠢動起來。總之，資產階級殘餘的思想活動既然存在，就一定會在共產黨內找到他們的代表人物。而現在果然出了一小批(在中央委員會內是四個人)代表他們說話的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第405頁)實際上，當時毛澤東是把50年代特別是50年代末黨內發生的一系列重大分歧和鬥爭聯繫起來，進行系統思考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