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58年和1959年，毛澤東嘗試通過“三面紅旗”探索中國社會主義的“獨特性”和“高速度”時，評曹操的話更多。此時他評曹操，除增加了讚揚曹操“懂用人之道”、“招賢納士”、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注意發展生產，為統一祖國作出了貢獻等內容外，有兩個突出之點：一是提高了對曹操的評價，認為曹操不僅不是壞人，是代表正義的，而且是“非常之人”、“超世之傑”。二是集中批判了封建正統觀念，他不僅反復地講：說曹操是奸臣是封建正統觀念製造的冤案，而且強調：我們党不能繼承朱熹的正統觀念，而應當繼承“司馬遷的傳統。”我們要給曹操翻案，是因為我們黨是講真理的黨，對一千年、兩千年的錯案，也要翻。曹操被罵了一千多年，我們黨也要為曹操恢復名譽。
十分明顯，毛澤東談到的要反對“正統觀念”是他當時評曹操時所要表達的重要核心觀點。他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表達這一核心觀點的。當時，中國共產黨面臨的最根本的任務，是搞社會主義建設，而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又不能模仿蘇聯，要走自己獨特的路。我們黨在50年代特別是50年代中後期所制定的一系列重大方針、政策，實際上都是圍繞此點進行的。對這一歷史過程，毛澤東在《十年總結》中作過概述，並且號召全黨下定決心，用第二個十年時間找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固有的規律。”中國共產黨要走中國獨特的道路，恰恰是當時的蘇共所不能容忍的。蘇共歷來以社會主義“正統”自居，“老子黨”和社會主義建設“樣板”的觀念十分濃厚，曾對以鐵托為首的南共探索南斯拉夫社會主義道路大加撻伐。後來蘇共與中共、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以及其他一些共產黨發生分岐，原因當然很複雜，但不可否認，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蘇共認為許多共產黨脫離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樣板”，不大聽“老子黨”的話了。
當時蘇共就是這樣看中國的，他們甚至認為，中國搞的這一套，是由於毛澤東“絕不會聽從於國際共運內部超過他自己的黨之上的任何別的共產黨，他絕不會容忍這樣的事情，”(《赫魯曉夫回憶錄》第659頁)他們尤其對中共高舉”“三面紅旗”表示不贊成、不理解。赫魯曉夫多次表示了這樣的看法：中國在搞平均主義，中蘇兩黨之間在“運動將來方向的一些基本原則問題上”有重大分岐，“我們到了與中國分手的地步。”赫魯曉夫說的中蘇兩黨的原則分岐，當然包括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國際社會主義運動根本原則的分岐，但十分重要的分岐，是他們對中國探索獨特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否定。在這個問題上，赫魯曉夫通過多種渠道向中共表示懷疑和反對意見。今天我們客觀地分析，當年蘇共所指責的中共某些失誤之處，有些是有道理的。但問題在於：當時的蘇共領導人對中共進行的全面指責、全面否定，實質上是他們繼承了斯大林時期就存在的“老子黨”和社會主義“正統”的觀念，不贊成中國共產黨獨立探索中國獨特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這是錯誤的。他們這樣做，不僅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原則，不符合社會主義發展規律，而且極大地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這正是毛澤東所不能容忍之處。
毛澤東當時所堅持的，無疑是對的。但是在20世紀50年代特定的世界共運及中蘇關係條件下，在中國共產黨尚缺乏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在許多重大問題上都是初步嘗試，同時在國內外又存在各種反對因素的情況下，要開拓中國獨特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是十分艱難的。毛澤東當時所感受到的壓力決非今人所能理解。但是，中國社會主義發展規律以及在長期革命鬥爭中鍛就的毛澤東的性格，都決定毛澤東一定要率領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開拓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毛澤東當時評曹操，反“正統”，一方面是借此表達他反對蘇共以“老子黨”、社會主義建設“樣板”、“正統”自居，壓中國共產黨的心境，而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毛澤東借此啟發全黨要解放思想，不要迷信蘇聯，堅定探索中國獨特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來源：人民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