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研究報告做出的結論，我在若幹年後才知道，感到十分欣慰。許大使和我們視察現場後，向國內報告的看法，以及我回國向周總理當面匯報中的分析，雖然是比較膚淺的，但并沒有搞錯。
至於飛機是否在空中就起火爆炸是否被防空導彈擊傷空軍專家做了否定的結論。他們認為:
該機空中起火爆炸的可能性，完全可以排除。首先，地面有飛機滑行的痕跡。其次，飛機殘骸散布面呈狹長帶狀，比較集中；如果飛機在空中爆炸，殘骸散布面就會呈寬、長、散的狀況。根據過去的經驗，有的飛機空中起火爆炸，碎片散布面有十多公裡。第三，若空中起火，飛機的燃料會很快在空中燃燒散掉，不致形成地面的大面積焚燒。
飛機被擊落的可能性，也可以排除。從現場照片和殘骸分布的情況看，該機開始接地是完整的進行了野外降落的動作，但野外降落不成功，在地面上破碎燃燒，因此，不可能是被擊落的。機翼上那個大洞，是油箱從裡面燃燒爆炸形成的。
空軍專家組的分析和結論，我認為是十分中肯的、令人信服的。9月13日過後，來自蒙軍和駐蒙古蘇軍的一些內部情況表明，他們在縱深沒有發現這架中國飛機，因此不可能發射地空導彈，或者起飛戰鬥機攔截。9月12日是星期天，翌日淩晨似仍處於假日休息狀態，蘇軍和蒙軍的雷達站，對於那麼大的“三叉戟”飛機飛進蒙古竟沒有反應，表明他們的雷達或者沒有開機，或者開了機也沒有認真值班。更有甚者，414號界樁附近的蒙軍阿沙蓋圖邊防站，9月13日淩晨曾發現一架飛機飛入蒙境，但他們把這個消息壓了9個小時17分鐘才上報邊防總隊，而邊防總隊又因各種原因延誤了8個小時40分鐘；就是說飛機越境進入蒙古，他們的邊防系統在17個小時57分鐘(9月13日下午4時)以後，才上報到烏蘭巴托公安部邊防內務軍事務局。駐蒙古蘇軍的防空系統看來也漏洞不小。10月底，蘇聯國土防空軍總司令巴季茨基空軍元帥曾到蒙古活動近一個月，檢查和整頓蘇、蒙軍的防空系統。
我曾經想過，幸虧蘇聯和蒙古的情報不大靈，否則肯定要對這架飛機采取措施的。而且，墜毀的飛機上是否有林彪，他們也只能在事隔兩個月以後“補課”。假若他們在9月13、14日派人去檢查墜機現場時，就能發現是林彪，而把消息封鎖起來，讓蒙方既不講飛機是否墜毀，也不講人員死了還是活著，那就會對我國構成一個很大的壓力，使我們“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不好對付。
飛機墜毀前，機上有沒有發生過搏鬥換句話說，是否有人向林彪開槍，在他身上留下了蜂窩狀彈孔，從而導致飛機不得不在曠野迫降。
中央專案組和空軍專家，對飛機墜毀現場和飛機殘骸進行的技術研究，對屍體照片進行的法醫鑒定，對飛機機組人員的政治歷史、現實表現和上飛機的經過所進行的調查，沒有發現可能導致搏鬥的跡象。
這架專機的機組，原本由九人組成:機長、第一副駕駛、第二副駕駛、領航員、通訊員、主管機械師、機械師、特設師和空中女服務員。9月13日淩晨，林彪一行從北戴河倉皇逃至山海關機場，匆匆忙忙登上飛機。當時機上只有機長潘景寅和三名機械師。機組其他人員從機場調度室旁的招待所裡，緊忙跑到停機坪時，飛機已滑向跑道一端，隨即增速滑跑，騰空而起。
飛機起飛以後，機艙裡情況怎麼樣，無從了解，如果發生搏鬥，有人開槍，既不可能是葉群、林立果及其死黨劉沛豐，也不可能是一無所知的專車司機楊振剛和正在操縱飛機的駕駛員潘景寅，而最有可能的是三個機械師(或者是其中一人)，一旦知道是叛國外逃，鋌而走險，來個魚死網破。但是，對三個機械師李平、張延奎、邰起良的審查表明，他們完全沒有可能開槍。
李平，空勤主管機械師，三十多歲，個子不高，任機務中隊副中隊長，是首批將“三叉戟”客機改裝為專機的人員之一，技術精湛。張延奎，空勤機械師，二十六歲，剛結婚不久，中等個頭，平時寡言少語，是維護飛機的一把好手，配合李平出色地完成了多次專機任務。邰起良，空勤特設師，即負責機上雷達等特種設備，任機務中隊副中隊長，三十多歲，身體高挑，精明強幹；256號飛機強行滑向跑道之前，是他首先發現機組人員沒有到齊，主動拿起停機坪上電話，通知機場調度室主任喊機組其他人起床。在林彪一夥趕到機場登機時，邰還在機下等待，被持有手槍最後登機的林立果趕上了飛機，這時邰起良在扶梯上還頻頻回頭觀望。
以上三人，9月6日經團政委提名，師黨委批准，成為林彪專機機組成員。9月11日，潘景寅只告訴他們有任務，留場待命。12日下午7時40分，林立果乘這架專機去山海關，他們是下午5時臨時得到通知的。到山海關後，林立果告訴他們明天林彪要坐這架飛機，但并未說到哪裡去。當時，潘景寅還向整個機組布置第二天早晨6時30分起床，7點吃飯，這時他們仍然不知飛機的去向。半夜12點左右，潘景寅突然叫醒他們三人去給飛機加油。正在他們准備加油時，林彪乘車倉皇逃到機場，三人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上了飛機。據查證，他們過去沒有佩帶過槍支，這次執行任務也沒有發給他們武器。
我看了上述的結論，一個多年的謎團隨之而解。可憐三位機械師，糊裡糊塗地做了冤死之鬼。後來，令人寬慰的是，1980年前後，對三位機械師的組織結論是:因公正常死亡。向他們的家屬發放了有關的證明書和應有的撫恤金。
機長潘景寅是否可能發難，像有人懷疑的那樣，在迫降時進行人為破壞，造成機毀人亡
潘景寅是50年代由陸軍選入空軍學飛行的航校第七期飛行學員，在專機部隊執行過許多重要專機任務。“文革”期間，武漢有名的“七二○”事件中，他任副團長，同團長一起用伊爾-18飛機，從武漢兩派群衆鬥爭的混亂局面中，將毛主席等人緊急轉移到上海一帶。由於他多次圓滿完成宋慶齡副主席的專機任務，有時宋出行時就指名要他擔任機長。1969年，我國從巴基斯坦首批引進的英制三叉戟飛機，就是由他代表中國的民用航空局進行談判和接收的。此時他已是空軍專機師副師長。後來，他又帶領新組建的空地勤人員，在廣州白雲機場同巴基斯坦人員一起進行該批飛機的技術交接和改裝與訓練。不久，他的職務改為專機師副政委。潘景寅在專機師的三叉戟機種裡，無論從職務、資歷，或者專業技術等方面，都是理所當然的權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