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發生後，據當時年僅三十二歲的第二副駕駛、飛行中隊隊長康廷梓分析，潘景寅對於林彪一夥要飛廣州，可能事前空司副參謀長、專機師黨委書記胡萍告訴過他，因此在研究航綫和飛機加油方面有所准備。當然，知道要飛廣州，不等於了解林彪另立中央的陰謀活動，而對於林彪要出逃國外事前更是無法知曉的。但是，他在叫醒三名機械師之後，為什麼不接著把機組其他人都叫起床盡管他當時是有富裕時間的。估計是在林彪乘車離開北戴河之前，林立果通過電話要他准備飛機，要求上飛機的機組人員越少越好。因為在林立果看來，要叛逃出國，機組人多礙事，這些人都是萬裡挑一、技術過硬、政治覺悟高，不會聽他任意擺布。潘景寅在那種緊急狀況下，來不及多想，只有機械地執行命令。飛機朝南偏西方向起飛後，很快折向西南，朝北京即京廣航綫飛去。但不久，飛機在空中緩慢畫了一個弧形，朝蒙古方向飛。可以想像，這個遲疑不爽快的轉變航向的過程，可能是潘景寅在受威逼的情況下做出的。
前面提到的空軍專家組的研究報告，認為飛機是有操縱地進行野外迫降沒有成功，造成破碎燒毀的，沒有發現人為破壞導致機毀人亡的痕跡。潘景寅死後，長時間沒有哪一級組織或領導為他做結論，不少人懷疑甚至公開聲稱他是林彪死黨的一個成員。1980年11月15日，鄧小平在接見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總編輯厄爾·費爾談到“九一三”事件時說:
“據我個人判斷，飛行員是個好人，因為有同樣一架飛機帶了大量黨和國家的機密材料准備飛到蘇聯去，就是這架飛機的飛行員發現問題後，經過鬥爭，飛機被迫降，但這個飛行員被打死了。”
1981年12月2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做出了潘景寅是“在蒙古溫都爾汗飛機墜毀死亡”的結論，發給其家屬蓋有總政大印的證明書。這種結論在空軍通稱為“隨機正常死亡”。專機師政治處確定“按師職或十三級以上幹部病故撫恤標准撫恤”，北京海澱區民政局據此發給潘的家屬應有的撫恤金。
排除了外電關於飛機上發生搏鬥的謠傳，那麼機上人員是什麼原因致死的空軍專家組的結論認為，都是由於摔撞和被燒而死的。從屍體上的傷痕看，多是皮肉挫傷，骨骼折斷，肢體變形等摔撞傷，這些傷是飛機著陸毀壞過程中造成的。從林彪、林立果、張延奎等面部流血方向看，是在屍體摔於地上仰臥狀態下流出來的。從壓在屍體下面的草、衣服和皮膚未燒著的部分看，這些人是從飛機上摔出來以後被燒的，這在葉群、邰起良的屍體照片上，反映最為明顯。
對屍體現場位置的分布，專家組未做分析。我認為這似能說明他們生前在飛機上所處的部位。飛機尾部擦地著陸後失去平衡，右水平舵尖劃地導致飛機左傾，左機翼先折斷，接著飄浮的機身繼續向左滾動，使右翼也折斷到左邊，之後兩翼折斷的機身可能肚皮朝天，呈圓筒狀前衝起火爆炸，機上人員不排除是同步甩出機外。據此推測，1至3號屍體，生前是坐在機艙後部聯裝座椅上(死後他們距離最近一組座位架只有三十米)；4至7號屍體，生前像是位於前艙的高級房間裡，三個機械師同林彪摔在一起，表明飛機迫降前他們似乎擔負了“保護首長”的任務。說來也巧，九具屍體，林彪處於中央，死後仍然“以我為中心”。8、9號屍體，葉群死後靠近潘景寅，很可能她生前是坐在副駕駛的位置上，指揮飛機降落(這同她在北戴河96號樓指揮夜逃的情況是一致的)，而潘景寅燒灼最重，估計是由於他握住駕駛杆，在熊熊烈火中堅持到最後一刻。
林彪機毀人亡，確實如同人們所說，帶有很大的偶然性。除了本文前面所述，以及空軍專家組的結論提到的以外，還有這樣一些偶然因素:林彪使用的專機，原來是“子爵型”飛機，9月6日才確定以“三叉戟256號”取代，而“子爵型”飛機是一種飛行速度較慢(時速四百五十公裡)的渦輪螺旋槳式飛機，必須進行野外迫降時，其危險性顯然低於“三叉戟”噴氣式飛機；他們夜半出逃伊爾庫次克，既然機上沒來得及帶領航員，地面也沒有導航，在進入蒙古境內後，潘景寅本應該按照他過去駕專機飛莫斯科時，沿鐵路綫這一明顯的目標飛行，一旦飛不到伊爾庫次克也可中途在烏蘭巴托降落(按:中蘇之間的民航飛機就是沿這條航綫飛行的)。然而，由於飛機是在對立國家上空飛行，林彪一夥清楚了解蒙古境內的防空部署，沿鐵路綫有好幾處蘇軍機場和防空導彈陣地，不得不在鐵路以東尋找航綫，這就使得飛機燃料將盡時，無法確知自己在什麼位置，而不得不貿然迫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