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訓練10人一排的隊伍，後來增加到15人，30人，最終是60人的大橫排面。先是在本校操場裡練，後來是幾個學校的隊伍合起來練，然後是區裡的合練，最後是全市性的通宵進行的大彩排。這麼多的人肩并肩走成一排，竟然能完全走成一條直綫而不變形，全仗數月如一日的艱苦踢正步。至今，已經移民到新西蘭的盧英，在異國他鄉的土地上散步時，一時興起，還會踢起正步來，那段艱苦訓練的成果，居然已經融進了筋骨之中。
溫飈記得，1965年國慶節那天，他們是早上五點就已經到達了東單附近的指定地點。早上八點以前，她們還可以坐著，可以上廁所，等到10點鐘快到的時候，就要脫去外衣外褲連同鞋襪，只穿游泳衣。既然是“游泳大軍”，當然要光著腳，她們是光著腳“啪啪”正步走過天安門的。她不記得腳被磨痛，只記得，那天下了大雨，她們不能抹臉，保持著隊形，還要在雨中高呼著“祖國萬歲”“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走到西單，隊伍一散，趕緊到校車那裡找衣服找鞋，已經凍得渾身哆嗦。
然而，所有這些吃苦受累都是甘心情願的：在那個年代，個人的喜好得失，是以政治標准來衡量的，得到組織上的信任和重用，比身體上的舒適安逸不知重要多少倍。當時沒聽說過有誰因為訓練艱苦而退出的，只聽說有誰軟磨硬泡非要加入游行隊伍——如果是因為政治不合格不被信任而不准參加游行，那種心理陰影，何止鬱悶，簡直是絕望。
人間奇觀
國慶游行的規模一旦定型，每次少則四十萬人，多則五十萬人。一般說來，如果沒有閱兵，游行隊伍大致由儀仗隊、少先隊、工人隊伍、農民隊伍、國家機關、少數民族、民兵、文藝大隊、體育大隊等方陣組成，這些方陣中還伴有抬著領袖像和大幅標語的、打著旗幟舉著花束的、開著彩車的、捧著和平鴿和舉著氣球的……
1949年的開國大典，30萬游行軍民一直走到了晚上七八點，不用說走在下面的游行者，在天安門上城樓觀禮的領導人也相當疲勞。於是，後來就要求游行要壓縮時間。最後確定為，從上午 10點游行開始，12點結束，兩個小時內必須完成。特別是有了電視轉播後，這條規定就更上升到了政治層面。李永明說：“游行是對全世界直播，租的衛星。只租了兩個小時，十點到十二點。如果到了點，游行還沒有結束，不就會變得有頭無尾了嗎？領導是非常不願出現這情況的。”
這就需要把這50萬人調整到如機器一般精確。游行指揮部不但要詳細地規定好各游行隊伍的集結時間、指定地點，甚至會規定，集結時哪個路口在什麼時間由哪一支隊伍通過。指揮部還要精確計算，每支隊伍每個方陣究竟有多少人，排成多少排，每一排人每分鐘走多少步，步幅是多少公分。然後，他們根據自己在天安門前一步一步量好的距離，計算出隊伍所需的時間。
1984年是建國35周年的大慶。在國慶前夕進行彩排時，發現整個用時超時了兩分多鐘。這讓指揮部感到很為難，因為已經排練到了最後時刻，讓誰退出游行隊伍誰會願意？一位名叫倪天祚的當年游行指揮部的工作人員回憶道：“時間緊迫，我靈機一動，想出一個兩全齊美的辦法，即把原規定隊伍每分鐘行進115步，調快到每分鐘120步。”實際上，就是讓軍樂隊在奏樂時，稍稍加快了一點節奏。
國慶這一天，當游行隊伍全部通過天安門，廣場上的少先隊員和組字隊伍湧向天安門，天安門城樓上宣布游行結束時，正好是中午12點，真把觀禮台的上外國來賓都給看呆了：就算都是機器人，也不一定如此分秒不差！
實際上，李永明說，他們是有各種預備方案的，其中一個是，如果隊伍行進得實在拖拉，他們就要“卡隊尾”。也就是說，要在隊伍進入東標語塔之前，卡下一部分人，讓他們繞路回去。“這部分人當然會不高興，但他們也沒辦法。”——在那個年代，個人服從集體是基本的信條。為了游行隊伍的整體，個人做出犧牲的例子太多了。
比如，所有參加游行的人，都希望自己排在隊伍的最右端，因為這樣離天安門城樓最近，看毛主席最清楚。但是必定有人是排在隊伍左端，甚至是彩車的左側，他會連天安門城樓的影子都看不見。更不用說，每輛彩車，都配備有若幹個小夥子鑽在彩車裡，只為車輛萬一熄火，他們就推車前進。幹這差事，不但看不到天安門，還會被悶得透不過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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