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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小平實事求是評判毛澤東的歷史地位，牢牢地把握住這樣幾個環節。圖為1974年，毛澤東和鄧小平在北京。 |
編者按：思想解放與改革開放是一個互相促進、相輔相成的漸進過程，我國改革開放30年所取得的偉大成就，與當年的那
場思想解放大討論是分不開的。“催發真理之樹枝繁葉茂的，只能是破除迷信的滾滾春潮！”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已經進入到一個關鍵時刻，時代進步需要我們繼續解放思想，進一步推動改革開放的步伐。為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新華網理論頻道特摘選《改革開放以來思想大論戰》（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書的精彩章節，既回顧改革開放以來波瀾壯闊的思想論爭，也企望推動對改革開放的全民性思考熱潮。
徹底扭轉“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路線，大致分了兩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是打破“兩個凡是”的思想牢籠，把一切指示和決策都拿到實踐中來檢驗。這就使根據歷史實踐的結果，來檢查、承認和糾正過去指示和決策中的錯誤，成為可能。而打破這個牢籠所用的思想武器，正是毛澤東從《反對本本主義》，到《實踐論》，到延安整風，到1961年重提調查研究，所堅持的這樣一條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第二個步驟是總結歷史的經驗和教訓，作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鄧小平的領導和主持下制定的這個決議，不僅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和導致這個錯誤的由來，作出了歷史的結論，而且對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作出了重新評價。同時，對建黨以來和建國以來我們取得的偉大的歷史成就，作出了充分的估價，維護了毛澤東在我們黨和我們國家歷史上的崇高地位，肯定了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對於指導我們事業的重大意義。
“文革”之所以能發動和推行，跟“神化”政治領袖關係密切，在一個領袖至上的國家和社會裡，10億中國人民被訓導隨時信從崇拜領袖，服從領袖的任何號令。這種特殊的政治文化可以演變成一種特殊的政治統治模式：領袖直接下達“最高指示”，全體人民遵照執行。隨著對領袖的崇拜在“文革”時期達到頂點，中國也走上了這種政治運轉模式的軌道，以至於當領袖宣布“造反有理”時，人民立即踴躍地參加向政府機關“奪權”的行動。民衆的“造反”不但不是對領袖的挑戰，相反卻屬於唯領袖之命是聽、無限效忠領袖的表現。這種政治運轉模式的動員效率遠遠高於原先的官僚機構運轉模式。那時，廣播電台天天在播送鼓動“領袖崇拜”的歌曲和口號。一直都反對個人崇拜的領袖，卻掉進了個人崇拜的漩渦。
如何實事求是評判毛澤東的歷史地位，也是解放思想的一個重大問題。要真正做到實事求是地評判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其根源在思想路線，解決問題的著手處就在於重新確立以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的思想路線，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然後根據實踐檢驗的結果，把作為中國革命和建設經驗的正確總結的毛澤東思想，同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劃分開來，區別開來。
能不能、會不會作這樣的劃分和區別，至關緊要。
如果不能、不會作這樣的劃分和區別，那就是以下兩個方面二者必居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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