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喬木後來解釋說：“這與蘇聯共產黨對毛澤東思想的提法不感興趣有關。”“在我們黨提出毛澤東思想後，蘇聯黨始終拒絕承認這個提法。在蘇聯報刊上絕口不提毛澤東思想。這成了一個禁區。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它在發表時都給删掉。既然蘇共是如此態度，而中國革命又離不開蘇聯的幫助，從大局出發還必須搞好與蘇共的團結，出於這樣的考慮，不僅‘歷史決議’將毛澤東思想提法删去，並且在1956年八大不提了。”［14］這就是說，毛澤東主張不提“毛澤東思想”是被迫的，他所顧忌的只是斯大林和蘇共的態度及其對中蘇兩黨和兩國關係的影響。
胡的這個說法是有根據的。1948年下半年，在社會主義陣營裡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蘇南衝突，共產黨情報局10月會議決定將南斯拉夫共產黨逐出教門。斯大林決心與鐵托分裂的根本原因，就是不能容忍南共的自作主張和在巴爾幹獨立門戶的“民族主義傾向”。與此同時，針對東歐各黨“走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想和主張，斯大林在共產黨情報局範圍內開展了一場圍剿“狹隘民族主義”的鬥爭。［15］毛澤東對此極為關注。當時，國共之間決定中國命運的決戰已經開始，中共絕對需要蘇聯的全力支持和幫助。據蘇共中央聯絡部觀察，從1947年9月召開共產黨情報局的成立大會後，中共就明顯地表現出對蘇聯的好感，並廣泛地利用會議材料開展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派的鬥爭。［16］所以，共產黨情報局1948年對南共和民族主義的批判，立即得到了中共的積極響應。中共中央專門做出了關於南共的決議，指出：鐵托集團由於違反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一系列基本觀點，因而陷入了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和資產階級政黨的泥坑。11月1日，劉少奇撰寫《論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一文，8日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認為，“一切民族，要從帝國主義壓迫下爭求解放和保衛民族獨立，取得蘇聯及世界無產階級和共產黨人的援助，乃是勝利的最重要的條件。”［17］毛澤東就是在這個時候第一次提出對宣傳毛澤東思想降溫的，其目的和考慮不言而喻。
斯大林去世後，毛澤東的壓力本來可以也應該解除，但他仍然堅持不同意使用“毛澤東思想”一詞，其原因還在於蘇聯——蘇共此時開始的反對個人崇拜的舉動及其在中國黨內的影響。斯大林死後不久，蘇聯報刊就開始從理論上談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並提到個人崇拜問題。在1953年5月9日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根據貝利亞的倡議，通過了關於在節日期間禁止遊行隊伍抬舉領導人畫像的決議，馬林科夫和貝利亞並由此談到了個人崇拜的危害性。［18］接著發生了貝利亞事件，蘇共中央為此做出的7月決議特別指出了“另一種不正常現象”，即在“近幾年來的宣傳工作”中，“走上了一條宣揚個人崇拜的邪路，從而貶低了黨的領導核心和整個黨的作用 ”。［19］蘇共中央還特意安排了三次會議，分別向中共、東歐各黨及意共和法共介紹情況，而在這裡，斯大林遭到了點名批評。據參加會議的意共代表帶回的材料，馬林科夫、赫魯曉夫和莫洛托夫等人出席了通報會。莫洛托夫在宣讀全會文件後進行的長篇解釋性講話中，列舉了斯大林的一系列錯誤。通過許多具體事例，莫洛托夫描繪出一個頭腦簡單、性情粗暴、處事偏執、權欲熏心、甚至有些瘋癲的最高統治者的形象。莫洛托夫最後告誡說，為了避免重犯“個人崇拜”的錯誤，“應該堅持集體領導”。［20］
此後，類似的消息不斷傳到國內。1953年12月25日中國駐蘇使館向中宣部報送了兩個材料，介紹了蘇聯報刊和宣傳中批判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的情況，中宣部編印的《宣教動態》1954年第3、4期刊載了這些材料。1954年3月27日，大使張聞天又向中共中央辦公廳報送了一份題為《蘇聯宣傳中對斯大林提法的改變》的材料。4月28日毛澤東批示劉少奇：這些都是“重要文件”，作為內部文件印發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及在京有關人員。［21］鑒於蘇共當時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的地位和影響，其反對個人崇拜的做法在中共中央引起的反響是可以想見的。這年12月中宣部發出的那個關於如何解釋毛澤東思想的通知，不能說與這些背景沒有直接關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