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八大關於中共黨內不存在個人崇拜現象的解釋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事實上，個人崇拜現象從延安整風時就已經開始了。延安整風樹立了毛澤東的絕對權威，授予了毛澤東獨斷專行的權力，神化了毛澤東的作用。在中共七大會上，不只是劉少奇，包括張聞天、任弼時、周恩來、朱德、彭德懷在內，對毛澤東都是一片頌揚、崇拜的言詞。延安整風後，“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迅速傳遍延安，《東方紅》也是這時傳播開來的。［29］
不過，關鍵的問題還是毛本人的態度。從毛澤東在蘇共二十大後的一系列談話中可以看出，他對於蘇共批判個人崇拜的心情是雙重的——既高興又擔心。高興的是赫魯曉夫揭開了斯大林問題的蓋子，解除了套在中共頭上的緊箍咒，正如他後來對蘇聯大使尤金講的：“應當承認，批評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大大改善了各國共產黨的形勢，其中也包括我們黨在內。批評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就像是為我們黨揭去了一個經常壓抑我們和妨礙我們正確理解許多問題的蓋子。是誰為我們揭去了這個蓋子？是誰使我們大家更容易正確地理解個人崇拜的問題？是赫魯曉夫同志，為此我們十分感謝他。”［30］擔心的是在一般意義上反對和取消個人崇拜的做法將導致中共黨內乃至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出現“蛇無頭不行”的混亂局面，所以他才認為赫魯曉夫“捅了簍子”，並在“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中突然冒出一句：“蘇聯過去把斯大林捧得一萬丈高的人，現在一下子把他貶到地下九千丈。我們國內也有人跟著轉。”［31］後來又說，赫魯曉夫反對個人崇拜“沒有指出本質的問題”，“只說反對個人崇拜，不能解決問題”，應該反對的是主張沙文主義、個人專制和個人獨裁的個人崇拜。［32］八大對個人崇拜問題的提法，正是反映了毛澤東的這種複雜心態。
看來，毛澤東反對的是對斯大林的崇拜，而不是對中共領袖的崇拜，歡迎的是蘇聯黨批判個人崇拜，而不是中國黨也批判個人崇拜。說到底，毛澤東認為，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還是需要對領袖的個人崇拜的。正是在這樣的認識論的基礎上，八大關於發揚黨內民主和加強集體領導的制度規定便大大打了折扣。
蘇共二十大以後，各國共產黨，特別是執政的共產黨必須回答一個問題：斯大林的錯誤為什麼會發生和發展？潛在的問題更在於，各國黨會不會重犯斯大林錯誤？事實上，自4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開始，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就力圖對此做出回答。中共八大還試圖從制度上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為了實行集體領導，發展黨內民主，八大除提倡重大問題和選舉都必須經過會議或集體討論，充分保障黨員民主權利外，還在制度上進行了改革，主要是實行黨的全國和省、縣代表大會的常任制。全國代表大會每屆任期五年，省一級的代表大會每屆任期三年，縣一級的代表大會每屆任期二年。這三級代表大會一律每年開會一次。相應地取消原有的黨的各級代表會議制度。目的是保證黨的各級代表大會能够定期召集並充分發揮作用。鄧小平承認，從中共七大以後，11年不開黨代表大會，無論如何是不正常的，不符合黨章規定的。［33］“這是我們黨的民主生活中的一個重要的缺點”。雖然這些年份裡召集了大量的幹部會議，在很大的程度上起到了黨的代表會議以至代表大會的作用，但是，“無論如何，召集這些會議在法律上究竟不能代替召集代表大會，不能彌補不經常召集代表大會的缺憾”。常任制的改革正是為了避免這種“缺憾 ”。鄧小平對這項改革寄予很高期望，認為這是“一項根本的改革”，“必然可以使黨內民主得到重大的發展”。［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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