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中共的概念中，民主從來都是相對的，而且只是一種手段。因此，八大所說的民主，指的是共產黨的組織原則——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在這裡，民主與集中始終是一對矛盾，長期來看，其內在邏輯總是趨向於集中制。只有當“過分的”集中制嚴重地損害了黨組織的活力時，黨內民主問題才會被提出來，而發展黨內民主最終還是為了更好的集中。鄧小平說：“一切發展黨內民主的措施都不是為了削弱黨的必需的集中，而是為了給它以強大的生氣勃勃的基礎”。［35］劉少奇說得更明白：擴大黨內民主生活決不是減弱而恰恰是加強了“黨的集中制”。［36］難怪八大結束以後，除1958年召開過一次八大二次會議外，常任制就再沒有真正實行過，而中共九大直到13年後才召開，其拖延的時間甚至超過了八大。
中共八大確有許多非凡之舉，就改造共產黨自身而言，在許多方面的主張和動議，甚至超過了蘇共二十大，比如對社會主義主要矛盾的分析、對經濟發展方針的調整、對經濟體制改進的設想、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口號等等。所以，這次會議能够鼓舞人心，激發全黨的熱情和幹勁，使國人看到了中國未來發展的希望和美好前景。但是，由於歷史的局限和革命的包袱，中共領導人沒有、也不可能認識到中國自己的現代化發展道路究竟如何走，沒有、也不可能對師承蘇聯的社會主義政治和經濟體制進行徹底的改革。這一代革命家，都是經過千錘百煉、大浪淘沙的中國社會精英，他們並非沒有改造中國的雄心和能力，關鍵的問題是他們的思想觀念還停留在革命年代，沒有隨著時代的前進而轉變。他們遇到了新問題，但最終只能用老辦法去解決。1956年對於蘇聯、中國和許多社會主義國家來說，都是其發展道路上的一個十字路口。中共八大確實抓住了歷史主題，卻沒有從根本上認識這個歷史主題，因此一旦出現風吹草動，就很可能會走到自己所熟悉的老路上去。不幸的是，八大剛剛開過一個月，暴風雨就來了——在東歐爆發了令人震驚的波匈事件，緊接著是一場席捲中國大地的反右派運動。就本文提出的問題而言，結論也是很清楚的：八大不提“毛澤東思想”絕對沒有抵制和反對個人崇拜的主旨。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最明確地表達出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赫魯曉夫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種壓力，中國黨內多數人是不同意的，還有一些人屈服這個壓力，要學打倒個人崇拜，這是個別人，大多數人不贊成。這也是獨創精神。有些人對反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裡，為什麼不崇拜呢？我們是崇拜真理，我們相信真理，真理是人對於客觀存在的反映。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對不正確的部分也贊成，就不對了。反對個人崇拜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37］
惟其如此，才使個人崇拜現象在中國逐步升溫，直至“文化大革命”造就了堪稱世界之最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作者：沈志華 來源：《歷史教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