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日法西斯的滔天罪行，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公憤。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不斷擴大。1942年1月1日，中、蘇、美、英等國在華盛頓簽署了《二十六國公約》。所有簽約國均莊嚴保證：使用本國的全部軍事、資源，共同對抗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中、美兩國政府商定，中國戰區（包括越南、泰國等區域）正式成立，蔣介石就任中國戰區統帥。
在此重要關頭，為了D調有關事宜，蔣介石於2月4日上午乘飛機赴印度訪問。此事行前極端秘密。是啊，要是讓敵人偵知此事，把蔣介石乘坐的飛機予以擊落，豈不壞了大事！但是，侍從室的高級幕僚卻事先就知道此事，情報組長唐縱還專門擬了一個《敵人今後動向與我國應有之對策》的建議書，供蔣介石此行作參考。在呈蔣前陳布雷先看了這份建議書，認為其“議論判斷皆極警策”。蔣閱後也頗為贊許。
以上事例足以說明，說侍從室是蔣介石的“智囊”，它是當之無愧的。
侍從室又是蔣介石的“聯絡站”，為他的軍事行動，特別是反共軍事行動當參謀、下指示，起聯絡作用。眾所周知，抗日戰爭時期，蔣介石是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他部署在抗日第一線的部隊大多是“雜牌”，如西北軍、東北軍、川軍、桂軍、滇軍、粵軍、晉軍等等，真正的中央嫡系部隊是很少打頭陣的。但對付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蔣卻部署了最精銳的嫡系部隊。如對陝甘寧邊區，就由胡宗南的數十萬大軍包圍著，虎視眈眈，隨時準備下手。1943年6月29日，胡宗南從西安秘密發電報給蔣介石，報告說已調集了三個師的兵力，定於7月28日進攻陝甘寧邊區，並詳報了作戰部署。
侍從室知道軍情緊急，立即將電報呈送蔣介石。蔣當即批示：“可照已有崗電切實準備，但須俟有命令方可開始進攻，否則切勿行動，並應極端秘密，毋得聲張。”侍從室又以最快速度將此“聖旨”通知胡宗南，發揮了上下聯絡的作用。
侍從室的觸角伸得很長，許多事情都要介入，甚至對標榜“司法獨立”的法院也要干預，也要指手劃腳。
1942年，在重慶出了一件大案，曾經轟動山城。事情是這樣的：中央信托局運輸處理林世良，勾結大成商行的章德武，大搞走私活動。一次從仰光到昆明一下子走私商品3000多萬元，林世良從中漁利1000多萬元。事機不密，被軍統局偵知。軍統本來就想把緝私這塊“肥肉”從孔家手中攫取過來，遂向蔣介石狀告孔祥熙。
這時抗戰正處於最困難時期。廣大群眾生活艱辛，勒緊褲腰帶過日子，多少人啼饑號寒。“家無隔夜糧，路有凍死骨”，可謂當時社會的真實寫照。而林世良之流竟大發“國難財”，輿論嘩然，國人皆曰可殺。司法機關懾於民意，準備將林世良判處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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