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點是研究孔子，要古為今用。
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程中，批判地繼承中國優秀的傳統思想文化，批判地吸收國外先進的思想文化，以創造高度發達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這是我們黨和國家的重要宗旨。批判地繼承我國的傳統文化，孔子的學說是當然的重要對象。研究2000多年前的孔子，是為了用以服務現實，我們毫不諱言這個功利主義的目的。一向為封建統治階級利用的孔子學說，其中有許多東西仍然可以為中國的工人階級政黨所利用，我們應當敢於公開申明這個觀點。
孔子學說中可為今用的部分，我以為有三個方面：第一是可以直取而用之的。比如孔子關於教育、學習的許多論述，至今仍很有光彩，可直接拿來為我所用。比如《論語》講的“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不就是正確的治學之道、交友之道、個人修養之道嗎？第二是可以剖取而用之的。孔子的政治思想，總體來說，是為了維護剝削階級統治的長治久安服務的，但其中某些具體部分卻具有某些普遍合理性，比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博施於民而能濟眾”，這些“愛民、安民、養民、富民”的思想，則可以像馬克思、恩格斯對待黑格爾學說那樣，將其原來的意義加以揚棄，剖取出合理的部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借鑒運用。第三是可以借取而用之的。孔子有許多關於道德修養的主張，比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還有“吾日三省吾身”，“君子求諸己”，“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等等。這些命題，當然都有孔子的階級烙印，是從屬於孔子的政治主張的。但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具有相對的真理性。我們可以借為改造使用之。當然，講可以批判繼承孔子的思想學說，運用於今日，並非全面肯定和接受他的整個思想休系，而是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以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為指南，按照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要求，加以改造繼承，用以發展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想文化。
以上是就思想文化來說的。除此之外，孔子的歷史遺跡，是中國的重要人文旅遊資源。僅1993年，曲阜就接納遊客110萬人次，收入6.26億元。從改革開放至1993年總計15年來，曲阜由旅遊業獲得的效益超過42億元。以“三孔”為主的旅遊業成為當地重要經濟支柱，並帶動有關行業的發展。當年，孔子曾周游列國，現今山東、河南、湖北三省，可以借孔子作發展旅遊文章的地方，除曲阜之外，還有許多處，應當都有計劃、有步驟搞起來。辦孔子遺跡的旅遊業，宜將經濟與文化緊密相結合，賦予增長知識、啟迪思想的內容，注重高格調。
實踐還說明，抓緊抓好科學地研究孔子這個課題，對於促進祖國統一大業，加強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做好海外華僑和華裔的工作，增進與各國人民的友誼合作，有著重要的作用。1991年10月在曲阜舉行海峽兩岸孔子研究學者對話會，台灣有8所大學、兩家重要雜誌的著名學者前來。這是大陸與台灣隔絕40多年之後兩岸學者第一次面對面交流科研成果。陳立夫先生雖因各種原因未能應邀來訪，但親筆回了信，對我們“宏（弘）揚聖教，不遺餘力”表示欽佩。1988年，宮達非、馬儀、朱青同志率孔子基金會代表團出訪歐洲，與對孔子、漢學有很大興趣和一定造詣的希臘船王樂濟世先生建立了聯繫。他除贊助10萬美元的研究孔子基金外，還捐款1000萬美元支持中國農村的經濟建設（此款交農業部掌握使用）。1988年秋，在中韓尚未建交的條件下，孔子基金會的幾位專家應邀訪問漢城，得到當時韓國總統的接見。可見辦好有關孔子的事情，能夠為發展愛國統一戰線和增進國際交往貢獻力量。所以，經中央批准，1994年10月，在北京舉行紀念孔子誕生2545周年的活動，並借這個國際性學術會議，成立國際儒學聯合會，由我任會長，後由葉選平同志接了我的班。（摘自《谷牧回憶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