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禮遜是個有冒險精神的基督教傳教士。在他的勸誘和啟發下，1823年，梁發成為中國第一個“華人牧師”。從那時起，梁發再也不用揮汗如雨地搬雕版印東西，而是穿上半土不洋的衣服，暗中宣教，並從倫敦新教教會支領薪水。1832年，梁發寫成《勸世良言》，由其恩師馬禮遜親自審核出版，署名“學善者”。
《勸世良言》其實就是《聖經》的“編寫本”。一半引原文，一半為梁發發揮。梁發所引原文大約只有新、舊約全書的九分之一，删掉了原書類似神話的故事情節，保留基督教的基本教義。《勸世良言》中沒有絲毫“革命”的意思，主要鼓勵讀者信仰上帝，順從基督，安貧樂道，戒殺戒貪，並宣稱天國在來世，死後能永生。書中唯一稍顯激烈的，是對佛教和道教的批判，對儒教也略有微詞，其他方面沒有什麼“火藥味”。而日後洪秀全斷章取義，逢佛滅佛，遇廟拆廟，焚燒經籍，這是與《勸世良言》的宗旨背道而馳的。
洪秀全捧著《勸世良言》猛讀了一通，卻完全無助於科考。第四次科場失意後，他病倒了，高燒四十多度，連續四天，眼前出現了不少幻象。
大病初愈的洪秀全在蓮花塘村謀了一個塾師的職位，掙點糧食糊口。這期間，鬱鬱寡歡的他又拿出了《勸世良言》，仔細研讀，逐漸萌發了“罷黜諸神，獨尊上帝”的思想，形成了一套粗略的理論體系。
雖然這套體系披著基督教的外衣，但由於對教義不通，連 《聖經》都沒讀過，洪秀全只能走捷徑，從儒家典籍中“鈎沉”出有“上帝”的語句來附會自己的理論。
《詩經》中有“上帝臨汝”，《易經》中有“薦之上帝”，《書經》中有“唯皇上帝”，但都與基督教的“上帝”之意相去甚遠。而洪秀全卻能創造性地認為： “歷考中國史册，自盤古至三代，君臣一體，皆敬拜上帝。”同時，他大肆編排第三次趕考後發高燒見幻象說胡話的經歷，聲稱自己那次“死過去”其實是去見上帝，受命再次“下凡”，誅妖救世。同時，他還編造出一個“上帝”的對頭“閻羅妖”，隨時把這個假想敵附會到任何反對派身上。
對這樣一個山寨版的“基督教”，英國人富禮賜在《天京游記》一書中哭笑不得道：“教皇如果有權治他洪秀全，早就把他燒死了！”洪秀全卻不理會這些質疑，他與兒時玩伴馮雲山、族弟洪仁玕一起，開始緊鑼密鼓地把造神當成事業來做，發展徒眾，宣揚“教義”，結會禮拜。日積月累，花縣地區聚集了不少教徒。
有了信徒，洪秀全膽氣倍增，他用教友捐贈的銀錢，找鐵匠打制了一把“斬妖劍”，歌以咏志：
楊秀清急中生智，搭救馮雲山
唾沫四濺地“宣教”之餘，洪秀全還不遺餘力地到處砸孔聖人的牌位。此舉在當地引起了軒然大波，雖然廣州開化較早，人民樂於接受新鮮事物，但在心理上仍然對孔儒推崇備至。洪秀全此舉引起了眾人的反感，最終導致他丟掉了塾師的飯碗。
丟了工作的洪秀全並不氣餒，同馮雲山及幾個年輕人離開老家，踏上了在珠三角地區游走布道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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