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蘇聯對思想文化的管制很嚴重吧，讓中國人奇怪的是，蘇聯知識分子在那樣的環境裡創作出了很多經典作品。
金重遠：我感覺上面是畫了一個圈給你的，只要你在這個圈裡面活動，上面不會來找你的麻煩。西方左翼媒體的報紙，像法共的《人道報》，在莫斯科街頭就可以買到。歷史上的農民戰爭、工人運動、工人階級政黨的建立、布爾什維主義的產生、三次革命等等，盡可以去研究，沒有問題，這都是歷史上響當當的東西。但是也有些東西，至少蘇聯不希望你講，但它又不想用禁止的手段。譬如說歷史上的一些改革，它當時就講，革命是好的，改革是不行的，解決不了問題，1861年的農奴制改革就沒改好。我的畢業論文寫的是法國人民協助西班牙反抗佛朗哥專制獨裁的鬥爭，教授一看就說好，說你又講了西班牙人民的反獨裁鬥爭，又講了法國人民是怎麼支持他們的，那就沒問題了，你去搜集材料好了。
整體而言，當時蘇聯大學的氛圍比我回國之後感受到的要寬鬆不少。簡單一句話來概括，就是，歐洲終究跟亞洲不一樣，亞洲與歐洲相比，在所有的歷史發展階段，都是控制得比較嚴的。思想管制歐洲人是一點也承受不了的，蘇聯跟歐洲其他地區相比已經算管得很緊了。西方國家愛說蘇聯專制獨裁，要是到我們這裡來，對不起，你那個算不了什麼。
有些研究領域是比較敏感的，譬如蘇聯三十年代斯大林各種各樣所謂反機會主義的鬥爭，像托洛茨基、布哈林這些人的著作都給鎖了起來，一般人看不到的，你要看，要到列寧格勒大學黨委簽字、開介紹信。我當時就覺得搞搞法國研究蠻好了，不要簽字了，否則多麻煩呀，但想看還是可以看的。我的同班同學鄭異凡研究托洛茨基、布哈林就搞得很好，現在在中央編譯局工作，已經是相關領域的權威了。
當時您看到的蘇聯老百姓和知識分子的文化生活如何？
金重遠：文化生活是比較豐富的。主要是工人文化宮，到了晚上，有歌劇、戲劇、芭蕾舞。列寧格勒的芭蕾舞特別有名，一般老百姓還是能有點文化生活的。我自己常讀法捷耶夫、肖洛霍夫這一類主流作家的作品，現在流行的那些俄羅斯異議作家，當時都沒聽說過。每個宿舍樓都專門設有一個“紅角”，每個月會請來各種各樣的專家和大學生交流座談，很長知識。另外，每個寢室都可以收聽廣播，演出的都是一些比較經典的東西，西方國家現代的東西都是沒有的。但我感到這裡面有點問題。斯大林講，資產階級上升時期的文化是進步的，到了帝國主義時期，資產階級墮落了，所以它的文化是一塌糊塗。我當時就有一個觀念，像莫扎特、貝多芬、柴可夫斯基，還有巴爾扎克、托爾斯泰等等，他們都是上升時期的文化，是可以學習的，到了帝國主義時期就不行了。
講到知識分子，這個問題是很複雜的。儘管俄羅斯經歷過十月革命、內戰和衛國戰爭，但俄羅斯人還是俄羅斯人，內心深處還是希望喝喝老酒，抽抽香煙，跳跳舞——俄羅斯人比較懶散，有點馬大哈兮兮，恨不得每天都舒舒服服過日子。你讓他們每天把發條擰緊一點，拼命苦幹，他們是不行的，所以現在俄羅斯人也在講，要他們像中國人那樣，每天幹十二個小時，拿那麼一點工資，他們是不幹的。思想改造也好，各種各樣的清洗運動也好，隨便怎麼搞，俄羅斯人還是俄羅斯人。知識分子，主要是大學裡面的高級知識分子，在十月革命以前就經受了完整的教育，在這以後雖然也經歷了戰爭的磨煉，靈魂深處還是向往西歐的文化，那種資產階級上升時期的文化在他們頭腦中扎了根。我為什麼去學法國史呢？就是受大學裡面老師的影響。他們過去崇拜法國，講到法國那是涕淚俱下，什麼都好。而且不單老年知識分子是這樣，我有一次走到街上去，突然跑出來一個俄羅斯人問我，“你是中國人到這兒來學習的？”我說是，他說，“啊呀，到我們這兒學習不行的，你往西邊去，那才是歐洲的文化中心。”可見他們內心深處是怎麼想的。後來蘇聯為什麼發生變化那麼的快？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即使是在斯大林時期，他們對西歐資產階級上升時期的文化也是照單全收的。西歐資產階級上升時期的文化在蘇聯沒有受到過批判，他們覺得是好的、進步的，這和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對文化全部打倒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在那裡聽蘇聯教師講了很多法國的文化，說巴黎打一個噴嚏整個歐洲就會發燒什麼的。應該說，俄羅斯人的文化水平還是很高的，對世界文化的先進部分接受得很好，後來解體之後要用，拿過來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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