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8月5日，陳伯達獲准保外就醫，1989年9月20日因心肌梗塞猝死於北京。隨後，陳伯達以原名“陳建相”被送往北京八寶山火化。遺體告別儀式上沒有訃告，也沒有悼詞。9月30日，新華社從北京發出一則電訊：
記者從有關方面獲悉，陳伯達已於9月20日因心肌梗塞在他的家中去世。85歲的陳伯達於去年10月刑滿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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懺悔之餘
晚年陳伯達在接受作家葉永烈採訪時，曾不勝感慨地說：“我是一個犯了大罪的人，在‘文革’中，我愚蠢至極，負罪很多，‘文革’是一個瘋狂的年代，那時候我是一個發瘋的人。我的一生是一個悲劇，我是一個悲劇人物，希望人們從我的悲劇中汲取教訓……”
不僅僅是懺悔，經過監獄生活的陳伯達，確實思考了很多，也想透徹了很多。
在與周揚見面後，陳伯達曾將他的作品《求知難》托付給《讀書》，於1982年第10期發表。不久，胡喬木也批示將其《認識的漸變與突變》發表於遼寧省《理論與實踐》（1983年第2期）。允許尚在保外就醫的“犯罪分子”公開發表學術文章（雖然署筆名），這似乎是“法外開恩”，但陳伯達不這樣想。他說，“在獄中寫不涉及現時政治的學術文章而得到發表，在世界很多國家並不鮮見；解放前陳獨秀被國民黨政府判了刑，當然也是被剝奪了公民權的，陳獨秀在獄中寫的《實庵字說》《老子考略》等文就曾在《東方雜誌》發表。”
對於周揚冒著風險與自己見面，陳伯達是心存感激的。由此他也產生了一些感想。他對兒子陳曉農說：“陳獨秀被審判時，他早年留日時的同學章士釗出庭為他辯護……敢於為國民黨的敵人陳獨秀辯護，是很不容易的。後來陳獨秀坐牢，胡適等還到獄中看他。現在革命勝利了，一個人一旦有事，大家就都六親不認，這個風氣實在不好。”
筆者很關心，作為跟隨毛澤東長達31年的政治秘書，陳伯達到底是如何評價毛澤東的。翻閱由其子陳曉農出版的《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裡面記載了很多父子間坦誠直率的交談，陳伯達不曾對毛澤東有半句非議。不管怎麼說，無論是在天翻地覆的1970年代，還是在毛澤東已經逝世多年的1980年代，陳伯達都沒有片言只語埋怨毛，雖然他有足夠的理由傾倒肚子裡的“苦水”。
1980年冬天，一紙起訴書送到被關押在秦城監獄的陳伯達手上時，這位76歲的老人哭了。他說了一句發自肺腑的話：“如果毛主席還在，說一句話就好了。我不輕易流淚，今天我哭了，現在沒有辦法了。”
直到那一刻，他還是將自己的命運，與毛澤東緊緊聯繫在一起。（《同舟共進》雜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