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慈銘的財政情況比周介孚要好很多，他有戶部江南司郎中的實職，享受著戶部的灰色收入。即便如此，即便李慈銘並不是太會交際的人，他每年支付給各個酒店的飯錢也達到一百六十兩。清朝末期，北京飯館一頓上等酒席的價格不過二三兩銀子。照此算來，李慈銘平均五天要自掏腰包應酬一次。光緒十一年（公元1885年），李慈銘應酬的資金達到頂峰：六百八十一兩八錢。而在光緒初年，李慈銘的親弟弟在老家去世。李慈銘大為悲痛，他認為弟弟是“饑寒而死”的。自己這個哥哥當官後累計才寄給弟弟不到十兩銀子，連自己一年在京城的“酒食聲色之費”的零頭都不到。不是他不想接濟弟弟，而是實在手頭拮據，拿不出再多的錢了。
李慈銘免不了又一次罵娘，罵官場，罵自己。（摘自：《給歷史把脈之大案人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