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高層的點撥”，便是楊錦麟常遭遇的“迎客鬆”—遇到討論敏感問題，便插入迎客鬆畫面進行屏蔽。阮次山幾乎沒有這方面的困擾，這讓他對當局立場的把握看起來比較嫻熟。
阮次山有句口頭禪是“我們中國是一個大國”，這被許多人批評為一種盲目的“大國情懷”—批評者認為他對發生在這片土地上的種種災難、不堪視而不見。
阮次山卻不這麼認為，他認為自己不同於“沒有腦筋”的“匹夫”，“你看到問題，你認為它是病入膏肓，我看到問題我認為它是進步。貪污腐化，你不要以為美國沒有耶，我在美國從事政治活動那麼久，哪一樣沒有貪污腐化，只是人家貪污腐化包裝得很好，我們的官員剛剛開始貪污腐化不會包裝，只能這麼說。”
阮次山《風雲對話》欄目訪問各國政要，從左到右別為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巴基斯坦外長希娜、伊拉克總理馬利基、羅馬尼亞總理博克、澳大利亞總理吉拉德。
老華僑
阮次山職業生涯中最得意的事，是2004年專訪美國原國務卿鮑威爾時，促成鮑威爾公開宣稱美國堅持奉行“一個中國”政策的表態，稱台灣不是獨立的，它沒有作為一個國家所擁有的主權。台灣股市曾因此大幅下跌。
“對台灣來講，我算是出賣它。”與台灣的關係，對阮次山來說，是一個隱隱作痛的話題。他也這樣解釋自己為什麼要脫離台灣，入籍美國。
1951年，身為國民黨軍官的父親從家鄉海南敗走越南，阮次山一家變成無國籍難民，被關在法國人的難民營中。後經富國島退往台灣，幾經輾轉終於在高雄定居。
兩年後，阮次山考上高雄中學，這段時間往後的經歷，被阮次山形容為“輝煌經歷”—在高雄中學，他享受到整個台灣都不多見的開放氣氛，圖書館裡藏有戴東原的《哲學》、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等外面禁止的書。他讀過胡適之，讀過陳獨秀的《最後的自白》，在美國新聞處開放的圖書室裡，也有令他著迷的海明威、傑克.倫敦等人的原版著作。“對我的價值觀沒有什麼改變，可是呢，語言視角方面開放了很多。”
從初一到高三，阮次山投稿賺錢，學校還會給予與稿費同等的獎勵。那時候寫的都是散文、詩歌、評論，深論也不過是“為什麼要遵守交通規則”之類的話題。“我們為什麼要愛國？寫這個是不可能的。找死嘛！”
阮父被在台的國民黨隊伍收編，經分配負責組織工作，對阮次山發表在報章的作品，“沒有啟發，也從來不會說做得好”。阮父把孫中山、蔣介石“當神一樣”，阮次山不認同他國民黨那一套，“有時候跟他爭，父子之間就紅了臉。他說：你懂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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