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我國第一部有關精神衛生的地方性法規《上海市精神衛生條例》正式實施。這一法規的出台，結束了中國大陸沒有精神衛生方面專門性法律法規的歷史。隨後，北京、廣州、寧波等一批經濟較為發達的城市都相繼通過地方性的精神衛生條例。
但縱觀這些地方性法規，均存在覆蓋範圍有限、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不一、執行力度不夠、各自為戰等“短板”。統計表明，我國精神疾病患者超過1億人，其中17歲以下兒童和青少年患者約3000萬人，重症患者約1600萬。重症患者中，因家庭貧窮無錢治療、救治通道狹窄無處救治等各種原因，只有20%就醫。大量流散社會的重症患者，無論從對社會的可能危害看還是患者自身的利益考慮，都是一種社會隱痛。因此一部立法層級更高的《精神衛生法》勢在必行。
2011年全國兩會期間，衛生部部長陳竺表示，《精神衛生法》正在積極制定中，年內有望正式出台。
焦點之問責 “被精神病”責任人要追刑責
記者：草案中，用大量的篇幅對“非自願入院”作出了規定，這也成為眾多媒體關注的焦點。草案中對“非自願入院”的條件是如何規定的？
唐安平：在既往發生的“被精神病”事件中，當事人都是被強制送治，因此引發質疑。此次規定，“只有精神障礙患者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且有傷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擾亂公共秩序危險的，才能對患者實施非自願住院醫療。”同時，草案還規定，違背他人意志進行精神障礙檢查，或者故意將非精神障礙患者作為精神障礙患者送入醫療機構的，要依法承擔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
現在的強制送治大都是強制收治。我國相應立法的目的是預防、治療、康復，把治療作為社會保障來看待，而作為一種保障來說，如果有了病，就應該讓他得到治療。現在主要是在度的把握上還存在一些問題。從立法理念、立法目標來講，也應該轉變一下觀念，非自願住院治療並不一定就是一種侵犯權益的行為，但前提是，我國醫療衛生機構的醫生倫理道德也應該相應地建立起來。
記者：草案規定，精神障礙的診斷應當由精神科執業醫師作出。這是否意味著，是否被認定為精神病仍是醫療機構說了算？
唐安平：的確，因為精神病首先是一個醫學範疇的東西，對於疾病的確認，肯定還是要由醫療機構來確認。但這並不意味著醫療機構的權利是不被限制的。草案規定，對“非自願住院”醫療結論有異議的，可以進行複診，對複診結論有異議的可要求鑒定。相比於從前，等於給當事人或監護人複議程序。
記者：全國出現的“被精神病”事件中，都有醫療機構的診斷結果，證明其患有某種程度的精神病。有人質疑：醫療機構的診斷結果如何能夠保證其客觀真實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