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峰：之所以會出現不同意見，就在於這種“非自願入院”涉及到人身自由。而人身自由的剝奪必須是法律規定的。草案中多處內容提及精神病患者享有自願住院和出院權。精神科醫生不能僭越法律，成為決定一個人有無行為能力的主體。精神障礙患者的收治，有其特殊性，如果讓醫生同時肩負著倫理判斷和司法判斷，可能會有失公允。我們呼籲《精神衛生法（草案）》的出台，就在於以此來規範精神病人的診療和收治行為，限制權力的過分集中，能夠真正來保障精神病人的合法權益。
記者：那麼，對於精神病人的診療和收治，如何尋求醫學和法學上的平衡點？
劉峰：我認為必須要劃清診斷和收治的權限，一個人是否患有精神障礙，應該由醫生從專業的醫學角度進行診斷；但涉及到是否收治入院，則由法律裁定。比如民政部門或公安機關認為應該要收治，應向法院提起申請，由法院最終來決定是否需要強制入院治療。
換句話說，在行政機關之外應該有第二道保障，那就是司法機關。我覺得要把司法機關引入進來，草案目前為止沒有提到人民法院的作用，這是最大的缺陷。
記者：可醫院認為，這種程序由於周期較長，很可能會耽誤病人的最佳治療時機。
劉峰：治療還是可以同時進行的，但是否收治應當由第三方決定。因為精神病人雖然沒有民事行為能力，但還是擁有民事行為資格的，我們必須從制度上來保證他們的權利。
記者：這次草案中，提出了“自主鑒定”這有別於之前的司法機關的決定方式。但也有人提出，這可能會引起鑒定結果的不客觀性。對此，你怎麼看？
劉峰：這多少有些因噎廢食的意味。之前司法鑒定的啟動程序是司法機關，是一種公權力；而自主鑒定一旦變為現實，實現的則是在司法權力上，公權和私權一種對等。保證鑒定結論的客觀公正，不在於哪一方申請鑒定而在於鑒定機構的操作是否規範。但遺憾的是，草案中對鑒定機構的規範實在太少，這才是我們應該擔憂的。
記者：草案中對“非自願入院”的標準是有“危害公共安全、擾亂公共秩序”的。那麼“擾亂公共秩序”的標準又是什麼？
劉峰：這個標準實在太模糊，自由裁量權太大，存在一定的濫用可能。草案中對精神病收治的條件的規定，以及規定由精神病司法鑒定專家掌握非自願收治的最後裁決權。這其實等於是說讓他們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賦予他們的權利已經遠遠超過了自身能夠承受的範圍。
因此，我認為對於“擾亂公共秩序”的界定應該有別於《刑法》和《治安處罰法》中的規定，畢竟這是針對精神病患者的，可以將相應的表現羅列出來，使其具有更強的操作性，否則可能成為某些人的工具。
記者：你也提到了，立法的最終目的旨在保護精神疾病或障礙患者的合法權益。那麼除法律之外，還有哪些手段？
劉峰：事實上，精神病人並不單純是個醫學問題，也不僅僅是一個法律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問題。草案在立法宗旨、保護對象、診斷治療、權利救濟等方面，作了一些規定。但除此之外，還需要政府的大量投入，包括人力物力、財力上的保障，確保精神病人能夠得到及時有效的治療；而精神病院也不再成為被他人利用的社會公器。（時間：6月29日 來源：烏魯木齊日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