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安平：這正是目前制度走向完全規範化的一個瓶頸問題，如何平衡公共利益和精神障礙者的權利，需要進一步的探討，而這裡的關鍵就在於醫療機構的專家認定是否公允科學。
記者：除了對“非自願入院”的規定外，心理健康的內容也首次出現在其中。這在整個的精神衛生方面占有怎樣的位置？
唐安平：拿我們醫院來說，截止到目前共有近900名患者，其中重型精神病人所占的比例只有30%左右。相比於重症病人，也就是我們平時所說的精神分裂症，更多的人是處於一個症狀相對輕微的階段。但如果這部分人不引起重視，有可能會發展為重型病人。
所以對心理健康的關注，也應該是草案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通過早期社會干預的方式，加大國家投入力度，能夠減緩現代人面臨的精神壓力問題。
記者：也就是說，用法律來確定精神衛生這可以說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唐安平：是的。但是我認為以草案來看，它應該在篇幅上占有更多的比重。我國精神衛生工作實行預防為主的方針，堅持預防、治療和康復相結合的原則，相比於事後的治療，之前的預防顯得更加重要。必須強調的是，解決“被精神病”問題固然重要，但它畢竟只是精神衛生制度的淺層問題，而非深層問題。對於精神衛生的預防，特別是如何保護精神疾病或障礙患者的合法權益，才應成為精神衛生立法最關鍵也是最基礎性的問題。遺憾的是，在目前的態勢下，“被精神病”問題似乎主導了公眾和媒體的關注，反而屏蔽或弱化了後者。
記者：那你認為，草案中最大的亮點是什麼？
唐安平：應該說是引起全社會對精神病的重視。可以說，保障精神病人的合法權益是《精神衛生法（草案）》的立法初衷和根本。事實上，生活中對於精神病人有歧視、侮辱，人們不正確的理解和對待方式，對於精神病人都是不公平的。而以法律的形式引起社會對精神衛生的重視，這難道不是一個長足的進步？
草案後半部分是關於精神衛生經費和技術上的投入。目前，我國財政經費中並沒有明確精神衛生費用占GDP的比例，只是按國民經濟增長的水平而定，即使這樣，各地政府給付水平不一，且因缺乏強制力，因此精神衛生經費的供求矛盾突出。但我們知道，相當部分的精神病患者都喪失了勞動和工作的能力，但為了穩定病情又需要長期服藥治療，如果國家能夠以法律的形式加大對此的投入，對精神病人來說那是他們真正的春天。
焦點之糾錯 當事人有異議可要求鑒定
記者：一直以來，對於精神病人的收治，特別是“非自願入院”醫學界和法學界都有不同的意見。最大的分歧在哪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