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輿論的這種轉向卻並不能模糊這樣一個事實，用《環球時報》評論的話說就是：除了發言人個人原因，官方公信力的缺失，是發言人們處境尷尬的更大原因。當遭遇危機的官方機構被輿論已經假定為“有問題”時，發言人無論說什麼，都會顯得或者笨嘴笨舌，或者油腔滑調。而來自王勇平老師的評判沒有這般炮火隆隆，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史安斌，作為2003年國務院新聞辦主辦的“全國新聞發言人培訓班”的主講教授，稱“應該說在當時的輿論氛圍下，一個新聞發言人能夠不回避，能夠坦然面對記者前所未有的逼問，沒有怒發衝冠離席而去，已經相當不錯了。然而由於缺乏媒體的從業經驗和傳播素養，也犯了一個資深發言人不該犯的低級錯誤，沒有體現發言人在媒體和公眾之間的橋梁作用。”語詞婉轉但字裡行間也如《環球時報》一樣道出了發言人“官腔”的危害。
史安斌的話出自《人民日報》的一篇報道——《中國新聞發言人遭遇“七年之癢”》。這篇報道借“好事者”之口總結出了“無可奉告型、大包大攬型、照本宣科型、自我辯護型、報喜不報憂型、惱羞成怒型、感情錯位型”等常見“官腔”後，旋又指出，在人人都有麥克風的時代，新聞發言人知道的永遠不會比網民更多。面對持有廣角鏡、放大鏡和顯微鏡的網民，一些部門的新聞發言人反而成了“信息弱勢群體”、“知情有限公司”。這一點，我想王勇平更有體會，他之所以衝口而出“至於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正是因為他所了解有限，更為可怕的是說什麼不說什麼並不由他自己決定。因此，王旭明雖然在對待朋友的方式上有些不厚道，但還是為他的朋友王勇平說了一句公道話：“‘7.23’這麼大的事故，首場新聞發布會最好由鐵道部部長召開，不應由新聞發言人獨自擔當。”所以，饒是王勇平熟稔宣傳要領，以虛避實……鐵道部變故甚多，王勇平身在其位，也必受其過。
而有此糾結心態想要發揮“發言人在媒體和公眾之間的橋梁作用”，委實太難。因此，對王勇平之類的發言人，輿論在責問的同時必須抱有持平的心態，要齊心協力把我國剛剛起步的新聞發言人制度悉心維護好建設好，不能求全責備使他們動輒得咎，以致縮手縮腳說一些永遠都無可挑剔“正確的廢話”應付公眾。《中國青年報》已有評論對這種危險傾向予以警惕，題目叫《別忽視發言人離職的寒蟬效應》。也不僅是輿論，對有關部門來說，更是如此。《中國青年報》的評論說，在完善新聞發言人的體制上，不要動輒以撤換某個說錯了話的新聞發言人來消弭公眾和媒體對當事部門的質疑和壓力。對此，我的理解是，有關部門應深刻認識新聞發言人在媒體和公眾之間的橋梁作用，不能將其當做支吾應對公眾質疑的擋箭牌，更不能在新聞發言人非因自身原因出醜後就將其推出問斬做最後的擋箭牌。
8月3日，中央印發了《關於深化政務公開加強政務服務的意見》，強調了及時回應社會關切問題。《人民日報》就此評論說，如果說2003年非典危機是中國政府新聞發布制度建設的起點，那麼2011年應成為中國政府新聞制度建設的重要拐點。果如是，新聞發言人當能做到“不知道的不說，不清楚的慎說，沒有把握的不亂說，必須說的好好說”，做好溝通政府與公眾的橋梁，在避免對立、減少摩擦、消除誤解、傳遞誠意方面大有作為。（時間：8月19日 來源：每日新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