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第二次大修程序正拉開大幕，據透露，今日接受立法機關首次審議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亮點頻頻，多有突破。其中之一就是，在證人作證方面規定除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社會公共利益的案件外，一般案件中近親屬(只限於父母、子女和配偶)有拒絕作證的權利。
草案的這一規定被輿論解讀為擬摒棄“大義滅親”，如果此條得以通過，長期以來在我國大力提倡的“大義滅親”司法政策將被顛覆，是一種體現“以人為本”精神的規定。
在我看來，參與刑訴法修改論證的專家所透露的“近親屬可拒絕作證”，的確是對“大義滅親”要求的放寬，但能否將其歸納為摒棄“大義滅親”司法政策，恐怕僅憑這一條文還遠遠不夠。不過，也應當承認，即使是只規定“近親屬可拒絕作證”就已經讓刑訴法更加人性化，體現了管理和秩序讓位於人性和親情的社會文明進步，值得讚賞和肯定。
其實“大義滅親”並非法律用語，只是習慣稱謂。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被認為鼓勵“大義滅親”，其內容一是體現在作證義務上，二是體現在家人規勸、陪同甚至強制自首的鼓勵規定上。因為法律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也就是說，即使你是犯罪嫌疑人的父母、子女或配偶，只要你“知道案件情況”就有義務作證，否則就要被追究法律責任。在這樣的強制規定下，犯罪嫌疑人的近親屬不得不“大義滅親”，忍痛證明親人的犯罪行為，拱手交出犯罪證據，親自將父母、子女和配偶送入監獄。與上述法律規定相協調，刑法認可近親屬“大義滅親”的行為，規定了可以認定自首從而從輕或減輕處罰，或作為量刑的酌定情節予以考慮。可見，“一禁一放”構成了我國刑事法律之中的“大義滅親”刑事政策。當然，還有社會輿論對“大義滅親”行為的大力褒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