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均衡的角度分析，國家權力在追訴犯罪的過程中，應有一個限度，不能摧毀人倫親情，不能違背人性道德。賦予近親屬拒絕作證的權利，在司法查證上做出小的犧牲和讓步，收獲的是更重要的人倫精神歸複，它意味著在追訴犯罪的國家活動中，個人不再是完全服務於公權力的冰冷零件，這恰是司法貫徹“以人為本”精神的體現，也是法治社會保障人權的司法需求。
當然，萬事過猶不及。從規則設計上看，草案對拒絕作證權也作了必要的限定，排除了嚴重危害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利益的案件，突出了刑訴法捍衛統治秩序和公共利益的公法價值取向；同時將近親屬限定於父母、子女和配偶，防止該項權利對司法查證和追訴犯罪帶來過大壓力。作為一項證人作證制度，或許它還有一些完善的空間，但其歸複人倫的人本意義，遠勝於法律條文本身。（時間：8月23日 來源：京華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