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類分析，點撥人們不要從個案推斷整體，更不要“以訛傳訛”，患上“救助者恐慌症”，自有可取之處；但不能不承認，“彭宇案”既然已成判例，即便在中國判例不進入法律，但至少對相似案件的審理，會有參照意義；所以哪怕只有一個“恩將仇報”的老人，哪怕只有一個救助者在證據不明的情況下被判承擔責任，也足以導致大家內心糾結。
由此說來，眼下全社會面臨的真正問題是，在“彭宇案”的影響已經形成並持續發酵的現實情境中，如何讓公民的良知有安身之處：“世風日下”固然有以偏概全之嫌，但要保持和維護“古道熱腸”，則需建立不同層面的“防火墻”。
空喊口號沒法鼓勵良知善行
“彭宇案”及其誘發的“救助者恐懼症”，其實質是轉型期環境中，傳統的道德義務和現代的法律權利發生了碰撞：個人如何在履行自我認同的道德義務時，保護好法律賦予自己的權利，避免遭受誤傷？這是消除公民恐懼，鼓勵更多良知善行的關鍵問題。不解決好這個問題，空喊“即使被誤解也要救人”的口號，無助於重燃人們的助人熱情，而且，要是真有熱情的救助者被冤枉，那絕對不符合一個社會必須具備的公平正義。
所以，我們一方面要提醒有良知的公民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明白在別人危急關頭給予救助，會遇到一定風險，但“該出手時就出手”，不應仿徨；另一方面，要告訴大家各種避免和化解風險的可行辦法，從第一時間采集證據，到及時向有關部門報告，到爭取更多見證者共同施救。在危情允許的前提下，做一些防備，防止施救行動可能造成的道德義務和法定權利的衝突，並不會降低一個人的道德境界。
必須讓挑戰道德者付出代價
目前此類事件已經具有高度的社會敏感性，因此當救助者和被救助者各執一詞，無法調解，只好對簿公堂時，公權力機構包括警方和法院在處理上，要特別謹慎，確保公平公正，維護當事人的權益很重要，而取信於民同樣重要。在沒有充分證據的情況下，法官“自由心證”是無可指摘的，但“心證”的自由度必須控制在“普通人的智商”能明白和接受的範圍，而不可陶醉於“獨辟蹊徑”的推理之中，“曲高和寡”。這不是要求法官屈從於民意，而是要求尊重法治的內在邏輯：法律裁決只有得到常識的認同，才能對公眾產生引領作用，才能樹立法律、司法機構乃至國家的公平正義形象。坦率地說，尚在建設中的中國法律體系和實踐，確實存在脫離民眾的認知、情感和生活的傾向，甚至還在加劇，這必須引起警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