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就已有了定論的調查結果，何以遲至9月底才最終發布？如果說多少緣於信心不足，那麼試看結論公布之後網民一邊倒的質疑就知道，這種顧慮有相當的道理。
網民的質疑，不能排除部分是對官方結論拒絕信任的情緒化反應，但結論本身存在的瑕疵也不容諱言。首要的一點是，面對這樣一個關乎人倫、法律，為中外輿論所關注的重大事件，經過仿佛也費人力物力不少的深入調查，最後端出來的調查結論卻全然回避了要害問題。當初媒體報道，為了將搶走的嬰幼兒變成合法“棄嬰”，計生辦工作人員偽造或編造了相關文件材料，報道中並列舉了具體的細節和證據，如當事人的父親叫“楊親政”，而訊問筆錄上卻是“楊清正”，村支書汪先蛟也對記者確認，“證明書”的落款是“汪先姣”，“這個簽名、手印都不是我的。我的名字是蛟龍的‘蛟’。”這樣重要的證據，一份嚴謹的調查結果理當有所回應，可是邵陽官方不但不予理睬，還空泛地指稱媒體報道失實，如何能夠服人？
其次，語焉不詳、閃爍其辭是這份調查結果給人留下的另一個印象。一方面邵陽認定“沒搶嬰，沒買賣”，另一方面又稱“有關工作人員工作不實，方法簡單，存在嚴重違規違紀問題”，“邵陽市對周小芳、李子健等12名相關責任人員分別給予開除黨籍、撤銷職務等處分”。怎樣“工作不實”、“方法簡單”，又存在哪些“嚴重違規違紀問題”？除了一頭霧水，公眾從中還能得到什麼有價值的信息？
關於邵陽市隆回縣的“棄嬰”事件，因村民上訪，隆回縣於2006年也曾有過一回調查，對比一下前後兩次的調查，除了此次調查組的等級由縣升格為市之外，從調查組組建模式到最後的調查結論，可以說區別甚微。村民的抗爭也好，媒體的深度介入也好，公眾的群情激憤也罷，看來都不過迎來一個輪回而已。邵陽難道要告訴我們，有些東西天生無法改變？
在邵陽發布調查結果之後，最先報道此案的媒體在官方微博上再次貼出了他們掌握的證據。儘管這些證據早已公布過，而且未能進入調查組的法眼，但我們還是期待湖南有關方面對此給予足夠的重視，如果無法改變自我調查的模式，至少能讓媒體和否定媒體報道的調查組有一個相互質證的過程。這不是為了別的，是為了我們念茲在茲的政府公信力。（時間：10月1日 來源：南方都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