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執法者看起來大多在四五十歲，有的年齡更大，沒穿制服，就戴了個紅袖章，穿著拖鞋，感覺很“老弱病殘”的樣子。
以前也有估計不准紅燈的秒數，結果停在斑馬線上的時候，但根本沒罰款這回事。大家當然不願意交錢，但這些人圍過來，一定得收了罰款才讓你走，就算後面的車在等，車輛堵塞了也得罰款。
都在趕時間，不情願也就十塊錢的事，為了早點擺脫，大家就都認倒黴交錢了。給開了一張罰款的單子，也沒看清上面有章沒章，昨天洗車了，單子也丟了。
7月份的時候我聽同事說，市裡下了通知，要針對吐痰、闖紅燈等不文明行為進行教育和提醒，8月份就開始“正式罰款”了，出門得多注意，但在我住的地方沒看到有這個通知。
罰款執法有積極的作用。邵陽是個小地方，管理難，只有罰款才能控制。某些地方經過城管的處置，真的比以前要好。比如邵陽一個叫做“南門口”的路段，裡面有個市場，以前賣菜的小販攤位都擺到路中間了，而且小偷橫行，現在就好多了，路也寬了。
可是執法應該是正規的城管工作人員來啊，怎麼能請這些大叔大媽來？罰款他們收80%，又變成大家為了罰而罰，罰得多賺得多，偏離了本質。再者，邵陽臟亂的地方那麼多，就算百姓被罰了錢，我們也希望能用在市容的建設與整改上，而不是給這些人“發工資”。
正規軍說 “返給我80%，我還不爭取每個月罰個幾千塊？”
實際上，“罰款返獎”早有先例。上世紀九十年代，此種模式廣泛存在於基層行政管理中，如街道辦通過管轄區域內的罰款設立“小金庫”，多罰款、亂罰款的事例不絕於耳。各類由罰款而生的“津貼、獎金”，甚至曾是公務員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坊間曾有說法，“街道辦公務員收入比市級公務員還要高一倍”，便是因為基層機構罰款多，“小金庫”豐厚所致。
21世紀伊始，京城公務員開始“陽光工資”改革，部門“小金庫”逐漸取消，罰款收入直接上繳財政。而縱觀國內其他地方政府，有關“小金庫”的改革至今仍未停止。
楊武藝（化名，北京市某區城管隊員）：九幾年的時候，還沒有所謂的“城管隊”，但有類似的管理組織。當時的罰款是有提成的，甚至100%返還都有，其中60%由隊內分配，40%歸個人。那個時候工作的人，一個月可以拿到上萬。說難聽點，那時候罰款的手段跟搶劫也差不多了。況且這不是城管一家的事，公務員油水多的說法，就是那時候傳出來的。
現在別的地方不敢說，北京早就沒有這種現象了。現在北京市城管局推廣的是自由裁量權制度，每個案由有一個罰款基數，按照街巷、情節輕重的不同倍增罰款額，但不超過北京市市容環境衛生條例等法規所規定的最高限度。罰款數目確定後，被罰的人拿著我們開的罰款票據，直接到銀行的窗口交錢，我們是不會碰到錢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