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和上海是全國執行計劃生育政策非常嚴格的城市，我們的孩子忍受了成長的孤獨，子女因意外傷亡早逝的家長承受了失獨的痛苦，這些換來了如今上海教育資源的相對寬裕；而進城務工人員的子女中，相當部分是超生者，在計劃生育政策還是基本國策的前提下，為何要允許違規者來上海侵占我們節省下來的教育資源？”其中一位建言者告訴時代周報。
而堅定的異地高考反對者、老北京人“阿慶”也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一定要把計劃生育這一項寫入異地高考准入門檻，“否則，讓超生者得利就是對守規者的懲罰”。
實際上，現行的居住證轉滬籍政策已明確要求申請者無違反計劃生育政策規定行為，而如果居住證A證也對超生者關閉，那麼，超生者之於在滬異地高考無異於一票否決。
“超生的孩子有原罪嗎？這個邏輯絕不成立。”儲朝輝對時代周報談到，“父母超生，如果要追究責任，除了當事人，被問責的應該是當地政府，試問他們為何未能將基本國策落實到位？而孩子既然已經存在，那就不能剝奪他們受教育的權利。”
“同時，由於嚴格執行計劃生育，京滬籍人的自身利益確實存在受損的情況，現有政策對獨生子女也有一些照應，比如獨生子女補貼，但這些完全不足以彌補損失。不過，不等值的問題也應該向政府問責，而非遷就於超生的孩子。”儲朝輝說。
“通過懲罰孩子來維持計劃生育，這其實是在為社會培養罪犯。”張千帆解釋稱，“如果這個社會需要通過剝奪兒童的受教育權來懲罰父母超生，那麼，別的不說，這些黑戶孩子無法得到正常的教育和工作、無法過上正常人的生活；那麼，試問，這個政策將為社會製造怎樣的人群？”
對此，老崔的看法代表了不少戶籍人口的意見。他告訴時代周報，“義務教育是公民的基本權利，而目前，在義務教育經費尚未流動起來的背景下，上海實際上已向隨遷子女開放了小學和初中，而且准許他們入讀中職，這已經體現了上海的包容性。”
不久前，北京市教委曾就異地高考問題召開專題座談會，邀請知名專家學者建言獻策。其間，有專家也提出，接受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屬於“非基本權利”，基本權利要均等分配，而非基本權利應當按規則分配。
不過，這種說法在張千帆看來卻是“荒謬至極”。他認為，義務教育是國家、社會、家庭必須保證的國民教育，而高等教育是在完成中等教育的基礎上進行的專業教育；這兩者都是受教育權的內容，都是公民應有的權利。
改革高考
其實，今年以來，異地高考的問題在京滬持續熱議，而因為牽涉現實利益，本地人與外地人的分歧巨大，甚至已導致現實生活中的爭吵和對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