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地高考不是本地人和外地人，超生者和非超生者的戰爭，而是舊有管理體制與時代發展不相適應的結果。我們不應分裂中國人，而應督促社會管理向更有良心的方向發展。”儲朝輝說。
熊丙奇也贊同這個看法，他對時代周報解釋，現有的高考框架大有問題，政府遲遲不願推進改革，進而使得異地高考問題演變成老百姓之間的種族利益爭鬥，這本身是一種嚴重的錯誤。
其實，追究異地高考的成因可以上溯至上世紀50年代，自彼時起，高校便開始分省按計劃招錄學生，而指標由招生辦控制。在全國統一考試的時期，一些城市由於受到保護，指標配額較多，因而形成了高考窪地，比如相同的分數，北京的考生高中了，而河南的考生落榜了。
在不少學者看來，為了掩蓋考分的差別，各地逐漸開始自主命題。上海在1987年就有了自己的高考試卷，而北京、天津等省市則在2002年加入了這一行列。至今，全國已形成“對峙”的格局：一半省市自主命題，另一半則依舊考全國卷，因而也就有了隨遷子女考哪張試卷，在哪裡讀書的問題。
“在目前的制度框架下，各高校的錄取指標按計劃分配至各省市，這意味著京滬每年被錄取的學生數量已被限定，如果放開異地高考，隨遷子女大量湧入，本地考生的利益必將受到衝擊。所以，當中央把異地高考的任務交由地方政府解決，他們必然會設立很高的門檻。”熊丙奇說。
事實上，線聯平也對新華社記者坦言，異地高考的另一難點在於，由於教育資源供給能力的客觀限制和現行高考招生體制的束縛，同時，增加高校招生計劃、提供借考服務等工作還需要國家主管部委的統籌協調以及人口流出地省市的協調配合，如何有效平衡京籍學生和非京籍學生的升學利益，難度很大。
正因如此，熊丙奇認為，異地高考應由國家層面主導，由中央政府制定基本門檻，並協調各個地方的錄取指標、招生利益。“更重要的一點是，大家不要在本地人與外地人的對錯上糾纏不清，因為，在目前的招生體制下，異地高考很難推進；相反，雙方應當攜手呼籲政府進行包括計劃招生體制在內的高考改革。”
“這種改革對戶籍人口和非戶籍人口都有益處，因為在舊有體制下，前者的孩子在特權保護的環境下升學、就業。那麼，他的潛能無法得到激發；而隨遷子女來到城市後沒有升學、考試的資格，他們也是受害者。既然雙方都在被制度傷害，為何還要互相傷害？”儲朝輝說。
而改革的方向，多位接受採訪的學者認為，各省應當放棄自主命題，實行全國統一考試，統一錄取，同時，增強高校的自主招生權。
但這一“理想”的時效性和操作性讓心系考生的張千帆格外焦急，“長期方案確實如此，但光是統一考試何時能夠實施，誰也沒有答案。在這期間，隨遷子女的受教育權就只能被犧牲？”張千帆認為，政府需要同時考慮短線和長線方案，“在逐漸放開異地高考的同時，也要尋求資源緊張的解決方案。”（時間：1月2日 來源：時代周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