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高院在公告中稱，該院於2012年7月25日作出一項刑事判決，以犯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判處邱超等19人有期徒刑。經重審，2014年10月30日，檢察機關決定對邱超等19人不起訴，終止追究刑事責任。此後，該院應邱超等人的要求，登報致歉。
從一審、二審均被判處有罪，到重審後檢察機關作出不起訴決定，終止追究刑事責任，該案幾乎走完了所有的司法程序，才最終塵埃落定。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已經是非常理想的結果，邱超等人也比很多人要幸運。在此基礎上，安徽省高院進一步作出登報致歉的舉動，為蒙冤者消除影響、恢複名譽，則為這起錯案畫上了更為完美的句號。
必須強調的是，盡管此舉是全國範圍內的首例，但人民法院向錯案當事人登報致歉并不是破例，更非恩賜，而是錯案當事人應得的一種權利。法院道歉，既是對自身工作失誤的一種懲罰，也是對當事人因法院辦錯案而遭受侵害的一種精神補償。
不可否認，司法機關并非萬能，限於技術手段、專業能力的制約，有時難免會出錯。在司法實踐中，法院辦錯案後之所以很少向當事人道歉，更別說登報道歉，一方面是因為法律沒有這方面的硬性規定，道歉成為一種自選動作，決定權在法院一方；另一方面，則是源於這樣的偏見和錯誤的認知，法院向錯案當事人道歉，會降低法院在公衆心目中的地位，有損司法權威。
其實恰恰相反，法院勇於在公共空間道歉，不僅無損於司法權威，反而是司法權威最有力的證明。司法權威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在實踐中不斷積累出來的。人們相信司法公正，不是因為法院永遠正確，永遠不會犯錯，而是因為它有一套看得見的糾錯機制，而且還在不斷的完善之中，從而讓公衆對自己的行為有著合理的預期。法院登報道歉，不僅是一種自我約束和自我警示，也是司法自信的表現。
法院登報道歉，對於錯案當事人來說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現實中，一個人一旦被貼上“犯罪嫌疑人”的標簽，即便最終被法院宣告無罪，也會成為一輩子難以洗刷的形象污點，其生活、工作乃至家庭，都會受到極大的影響。這源於社會歧視，當然也是法治程度不高的表現。因此，以司法之力為錯案當事人消除影響、恢複名譽就顯得必不可少。安徽省高院已經作出了表率，但願此舉能成為司法慣例，為更多的法院所沿用。（來源：濟南日報 本文略有删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