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6月19日電／法學教授陳長文今天在聯合報撰文說，陳水扁痛批高雄地院的選舉無效判決，還不忘強調自己攻讀法學、曾任律師，換言之，他同時以“總統”和法律人的雙重身分批評司法。筆者腦中突然浮起了一個景象：全台法官群集在“最高法院”前面，一起高舉右臂，大聲宣誓：“作為‘中華民國’的法官，我們將終生追隨我們的‘總統’”。
這個景象荒謬嗎？不！一點都不荒謬，一九三三年十月，在德國萊比錫舉行第一次德國全國法官代表大會，近萬名法官就在最高法院門前高舉右臂宣誓：“作為德國法官，我們將終生追隨我們的元首”。
在納粹時代，德國充斥著一種自稱為“健康偏見”的法理學，政客與學者亢奮地宣稱一個嶄新的法理學時代的到來，這個新法理學對法官的要求很簡單：所有的判決，不必考慮法律，也不必衡酌公理，法官被預設一個“偏見任務”：作出符合政治領袖價值判斷的判決。換言之，“元首即法律”、“元首即真理”，這就是納粹時代的唯一邏輯。
陳長文文章說，讓我們把文章拉回高雄地院的判決，這份判決合不合理？於法是否有據？並非不可公評，只是法律學者可評、平民百姓可評，但身為與司法權處於平行權力的“總統”，頂著行政最高權力的光環，就絕不能允許“總統”公然踰權越距、詆毀司法。一旦“總統”越過這道權力紅線，用自以為“健康”的“司法偏見”痛批法官做出違反他及其朋黨政治利益的判決時，那已不是“總統”的個人意見，而是一種國家朝向“總統即法律”、“總統即真理”納粹法學觀移進的警訊。
當然，這“警訊”不會在一天內崩壞現行的法律秩序與價值，但這“警訊”卻也是一種關鍵的測試，如同秦朝權臣趙高，藉由“指鹿為馬”測試朝廷官員有沒有敢出面糾舉他，一旦滿朝緘默，無人敢言的時候，那“警訊”就會變為現實。
因此，對於長期以來喪誠失信的陳水扁，我們雖早已不抱期望，但對其毀敗法紀，法律同道必須同聲喝退這種測試法治根基的踰矩言行。
陳長文說，教授學者為了端正學子視聽，不能緘默！司法體系的法官、檢察官也應該為捍衛司法尊嚴，勇於斥責！民間的司改團體，也不能置身事外，應有嚴正聲明！而司法最高首長、“總統”的業師也同時是“總統”的監誓人的“翁院長”，更不能繼續沉默，應以師者之尊，重新訓教昔日門生。其他所有的法律同道，亦不可噤聲鄉愿，故作懵懂。
最後，筆者想引一段話送給承審高雄市長選舉爭議的法官和法律同道們。德國法學家英戈．穆勒，在其《恐怖的法官──納粹時期的司法》書中寫道：“一個國家政治的敗壞或走向極端，是不可能沒有得到司法機關的背書的，當司法作為正義守護神乃至於國家制度守護神的最後把關者，卻委棄戰地，向不正義的極端勢力投降時，國家之危傾、人民之危殆，即在不遠矣！”
陳水扁的個人妄言不足為患，但最怕的是司法守護者委棄戰地，法律同道鄉愿姑息，那麼國之危傾、民之危殆，即不遠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