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環境經濟政策在國外的實踐
從發達國家的實踐歷程可以看出，建立和實施一套全方位、多領域的宏觀環境經濟政策，能以較低的成本達到有效控制污染的目的。早在上世紀70年代初，發達國家就積極應用環境經濟政策來實現經濟與環境的均衡發展，取得了成功。1972年經合組織（OECD）首次提出了“污染者付費原則”，在以後的二十多年中，西方發達國家對市場機制和財稅政策進行了基於環境考慮的一系列改革。
目前，世界各國總結出來的環境經濟政策主要基於兩類理論：第一類是基於新制度經濟學觀點，即“科斯手段”。認為環境問題說到底還是市場產權界定不清，因此要明晰產權，包括所有權、使用權和開發權。應建立環境產權市場，例如可交易的許可證制度與排放配額等。第二類是基於福利經濟學觀點，即“庇古手段”。認為通過徵收稅費的辦法就可以把環境代價轉化為企業的內部成本，迫使企業治理污染。其中有稅收制度，包括污染稅、產品稅、進出口稅、稅率差、資源稅、免稅；收費制度，包括排污費、使用者費、資源環境補償費。還因此衍生出其他一些手段，如罰款手段，包括違法罰款、違約罰款；如金融手段，包括差別利率、軟貸款、環境基金；如財政手段，包括財政撥款、轉移支付；如資金賠償手段，包括法律責任賠償、資源環境損害責任賠償、環境責任保險；如證券與押金制度，包括環境行為證券、押金、股票。看上去“招”不少，實則國際上真正成功的只有環境稅收、環境收費、超標罰款、綠色金融、財政補償與排污權交易。
在環境稅收方面，北歐國家走在最前面。丹麥是歐盟第一個真正進行生態稅收改革的國家。自1993年以來丹麥環境稅制形成了以能源稅為核心，包括水、垃圾、廢水、二氧化碳和尼龍袋等16種帶有環境目的的稅收。荷蘭的環境稅收制度種類更多，是世界上最早開徵垃圾稅的國家。在荷蘭，環境稅收還專門用於籌集環保資金，其收入現已佔該國稅收收入的14%。美國目前已形成了一套相對完善的環境稅制體系，聯邦和州兩級政府都開徵了不同類別的環境稅，稅種涉及能源、日常消費品和消費行為各個方面。綜合來看，各國的環境經濟政策都具有幾個共性：
其一，普遍體現為一種政府對經濟間接的宏觀調控。通過確定和改變市場遊戲規則來影響污染者的經濟利益，調動污染者治污的積極性，讓污染者也來承擔改善環境的責任。
其二，根據“污染者付費”原則，利用稅收、價格、信貸等經濟手段來引導企業將污染成本內部化，從而達到事前不得不自願減少污染的目的，而不是事後。
其三，政府部門間在環境問題上的政策協調越來越緊密，都傾向一種混合的管理制度。隨著環境政策納入到能源、交通、工業、農業部門的政策中，環境政策與部門宏觀發展政策一體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客觀上把經濟手段與行政監管更有效地結合起來。
其四，逐步從“秋後算賬”向“全程監控”轉變。這種轉變使得某些類型的經濟手段，如產品收費、註冊管理費、清潔技術開發的補貼和押金制度等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
中國嚴峻的環境形勢使我們比發達國家更迫切需要出臺環境經濟政策。況且，發達國家現有的環境經濟政策的成功經驗已擺在那裏。而我國目前環境經濟手段很少，更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獨立的政策體系。原因之一是沒算好兩筆賬。一筆是照目前高能耗、高污染的模式發展下去，也就是不實行環境經濟新政策，我們重化工業的發展空間還有多大，還將付出多少環境資源代價？第二筆是實行了環境經濟新政策後，我們的GDP增長速度要下降多少？政策實施和增長模式轉型成本到底有多大？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能否承受得起？算不清這兩筆賬，決策起來就少了些科學依據。兩贏的道路變成了兩難的選擇。好在環境惡化的形勢即便不用數字，只憑眼睛也能看到。形勢不允許我們在“萬事俱備”下再去實施那些理想的環境經濟政策，只能邊算賬、邊研究、邊試點、邊總結，聯合各方力量，全面推動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環境經濟政策體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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