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兩會協商成功意義重大 |
中評社訊╱題：新思維下的兩岸關係新模式 作者：陳星（北京），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台灣政治研究所副所長
作者指出，此次兩會協商成功所蘊含的理論開創意義和在兩岸關係制度性建構方面的影響，遠遠超出了兩個協議的範圍之外，必將對未來兩岸關係產生深遠的影響。
兩會協商的制度意義
本次兩會協商是在兩岸對某些議題已經有高度共識的前提下展開的。因此可以說，兩會協商並非真正兩岸協商的開始，而是就某些議題進行階段性協商的最後步驟，即在兩岸共識達成之後，用兩會協商的形式以制度性和約束性的文件把這些共識固定下來。在兩會協商簽署之前，兩岸為凝聚共識已經做了大量工作。胡錦濤總書記與蕭萬長先生在博鰲舉行的“胡蕭會”、胡錦濤總書記與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先生舉行的“胡連會”，以及隨後舉行的“胡吳會”，均成為兩岸共識醞釀的重要環節和步驟。就此次牽涉到的兩個議題而言，雙方在此前的交流中已經有了充分的磋商，相關的技術性問題也早已完成協商並形成了文本。這次兩會協商和協定的簽署將以前雙方的磋商成果以正式協議的形式固定下來，成為可執行的兩岸政策。
本次兩會談判的另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在兩會協商中，“官方授權、委託或默許，民間代理”的制度安排依然有效，但是雙方的主管單位和部門的相關人員卻不再隱身幕後，而是直接坐上了談判桌。國台辦常務副主任鄭立中、經濟局局長徐莽、交流局局長戴肖鋒、民航總局台港澳辦公室主任浦照洲、以及台“行政院陸委會副主委”傅棟成、“交通部政務次長”游芳來等兩岸在職官員，以兩會名義直接上桌展開了面對面談判。這是兩岸接觸以來，第一次有台灣政務官員直接與大陸官員面對面協商談判。相應地，民間業者在談判中不再承擔一線作業的任務，而是直接由公權力部門的相關負責人進行相關事務性協商。這意味著，在兩岸互信的基礎上，雙方的協商模式已經出現了重大變化。按照高孔廉的說法，在兩會完成第一次復談之後，業者將功成身退，往後不再參與談判。這種模式的優點是顯而易見的。一方面，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避開了兩岸在政治議題上的分歧，避免了不必要的困擾；另一方面，雙方公權力部門的直接介入提高了談判效率，不但有利於解決經貿交流中一些具體事務問題，更使兩岸能共同應付新的挑戰，並有利於兩岸的進一步協商。
兩會協商的成功意味著兩岸之間溝通和協商機制在系統化和制度化的道路上又向前邁進了一步。兩岸已經形成了雙軌、多元和多層次的溝通交流機制，而兩會協商機制則是這一系統中的重要一環。
具體來說：首先，“雙軌”系指以國共交流平台和兩會協商作為互相補充的政治溝通和協商軌道。毫無疑問，國共交流平台作為兩岸溝通與協商的重要溝通管道自產生之日起，在凝聚兩岸共識的過程中就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由於這一平台運作的時間比較長，已經具備了一定的成熟經驗，已經成為兩岸溝通和協商機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兩會協商機制的功能則在於以兩岸當局制授權的形式，將兩岸共識形成可以操作的具體政策。國共交流平台和兩會協商機制相結構，基本上形構出了兩岸政治溝通和協商機制的大致框架。
其次，在交流過程中形成主要存在於民間的多種交流和溝通管道，包括常駐大陸台灣同胞及經常往返於兩岸之間的學者等人群所構成的龐大交流群體，在兩岸交流的過程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再次，兩岸協商所牽涉的內容也越來越豐富，經濟領域、文化領域的交流固然全面拓展，政治方面的合作與交流也因為新的協商管道和兩岸共識的獲得而出現了突破，兩岸之間交流管道暢通和對和平發展共識的加強，已經成功降低了兩岸緊張局勢。
所以，此次兩會協商成功意義重大。如馬英九所言，這是兩岸十年來中斷的協商恢復後，“第一次展現出跟我們計劃中完全一致的成果”。而三通直航一旦實現，“日益增加的兩岸貿易會對文化、教育等各層次產生改變，這一定會涉及兩岸結構性的改變，非常重要。”因此，“對兩會來講，也許祇是三天談判，是一小步，對兩岸關係，絕對是一大步。”就制度層面而言，這次兩會協商的成功其實為兩岸關係的長遠良性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