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到2020年，初步建立城鄉一體化制度框架。這裡面的關鍵是什麼？
陸學藝:關鍵就是消除體制性障礙，三農改革的路徑應該是逐步實現充分的市場經濟。由此與市場相關的諸多要素，土地、戶口制度，農村金融保險制度，農產品定價制度等，都要一一改革。
應該說，目前在我們的城市地區，已經基本建立起了市場經濟體制，但農村地區實際上還屬於計劃經濟形態。比如可能市場價100萬的地，給五六萬就賣了，類似的很多農地資源的定價都是不合理的。
而且由於土地制度的約束，很多體制性的問題不能解決，造成農民不能進來(城市)，城裡人不能下去的尷尬局面。比如農民工或者農村人口進城，諸多社會保障的問題無法很好解決；城裡人退休後想到鄉村居住，但農村不允許買宅基地，同時醫療、工資等待遇轉不進去，關鍵的一點是城鄉要溝通、一致，要開放，但目前還有很多“坎”。
政策的方向是對的，但卡在這裡不好辦，這次全會應該會對體制上的問題進行一些梳理，今後逐步解決。
《21世紀》:不久前，農業部部長孫政才在公開場合介紹，2007年城鄉居民收入比擴大到3.33∶1，絕對差距達到9646元，是改革開放以來差距最大的一年。在城鄉統籌不斷推進，差距仍不斷擴大的癥結是什麼？
陸學藝:根本上這是個結構性的問題。我們可以看幾個數字。2007年的GDP中，第一產業僅佔11.3%。而在2007年的就業結構中，第一產業佔40.8%。
這說明佔總數40.8%的農村勞動力僅創造了這一成多的增加值，其餘60%的第二、三產業勞動力，則創造了接近90%的GDP。
這和農業生產效率的低下有直接關係。并不是說農民懶，而是“一畝三分地”造成的格局。
我們再看一個數字，2007年的城市化率為44.9%，農村人口佔55.1%，後者去分11.3%的GDP，農民怎麼能不窮呢？
目前我們的城鄉結構、產業結構還不盡合理。結構不合理還與戶口、土地、金融財貿體制的不完善有關係，在現行體制下，農民出不來，不能很好的流動，不改變農村的計劃體制就很難辦。
同時從社會結構看，當前中國工業化社會中，經濟結構已經是中期階段，而社會結構還處在初期階段，這種不協調的基本結構正是產生諸多經濟、社會矛盾的結構性原因。
這種不合理的經濟、社會結構，正是由於計劃經濟體制形成的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還沒有得到改革的結果。
破除身份歧視，實現同工同酬
《21世紀》:有學者指出，現階段的城鄉統籌的重要路徑就是“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你如何評價？
陸學藝:這種提法是不錯的，也是我們今後努力的方向，但目前很多反哺農業農村的政策還停留在文件層面，落實上有一定問題。就實際情況看，實質上還是農村在“補貼”我們，你可以看到，城裡人盡管工資低，仍然能活得不錯。實際上農產品(15.93,-0.57,-3.45%,吧)定價制度還沒有完全改變，比如國外大米都賣到每噸一千元，但我們的價格，長期以來看是相當低的，比如豬肉我們最近賣九元，國外可能買到八九十元一斤。而且農產品的價格稍微漲一點，大家就不幹。
石油漲價大家都在關注，但很少人關注化肥等農業生產資料的漲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