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3月10日電／政治及文化評論家南方朔今天在中國時報撰文指出，台棒連二輸，第一次輸得糊里糊塗，輸給了規則和運氣，這一次搞到四比一，就難看多了。於是罵的人罵翻天，有的則把職棒不放人當成替罪羊，好一場新的茶壺風暴！
猶憶去年奧運兩軍對壘，台棒隊一路領先，播報及評論名嘴說到對方時，語氣叫人歎為觀止；對方打擊被三振，就說“真是幼稚園級，十年後再來吧”；對方投球被安打，就說“那種球速，沒有全壘打是他運氣”；對方表現有點亂節拍，就說“二流就是二流”。藐視對手，在嘴巴上刻薄自大，已成“愛台”氣氛下的慣性，而今天呢？
以台棒連二輸做為引子，其實並不想只談棒球，而是想把它拉高到一個更大的脈絡下來看今天台灣的種種現象。這個脈絡就是哲學宗師之一的黑格爾所說的“時代精神”（Geist）。所謂的“時代精神”，指的是一個時代或階段，通常都會因為種種原因而形成一種不假思索的價值或行為模式，它是當時的風尚與習慣，也是一種政治正確，主流人物不會去挑戰只會附和，因為挑戰就會自己招到抨擊和孤立。只有許多小眾慢慢營造氣勢或時代改變，舊的精神變得難以為繼，它才會解體。
而過去廿年，台灣的“時代精神”是甚麼呢？在這個階段，台灣的反對運動出現爆發式的成長，伴隨而來的乃是“自由化”“私有化”也成了當令的口號，原有的財經秩序是“特權”“壟斷”“國家”（即政府）等於“無能”，“私人”則有了至高無上的道德地位。在這種時代精神下，政府再也不扮演領導角色，只懂得餵糖給敢吵的人，這種“政治的媚俗化”開始形成，直到現在更變本加厲。
在敢吵的時代精神下，開放銀行及兩次金改，以及路權、空中頻道權、“國有”土地、公共工程ＢＯＴ化等遂一波波登場。這種開放其實並非一定不好，如果政府有能力有配套有原則，它未嘗不是整體提升的契機，但實情呢？開放銀行後，一堆爛銀行不知掏走“國庫”及儲蓄戶多少金錢；而所謂“金改”則是官商勾結開始大型化，扁家弊案即是證明。台灣幾大金控資產快增好幾倍，是他們“賺”來的嗎？當時不是，而是“分”來的。
而台灣金融能力有提升嗎？無論洛桑管理學院或“世界經濟論壇”競爭力分項報告，台灣金融服務都掛在車尾。金融、交通、頻道秩序等的混亂與降等，及數之不盡的工程弊案及蚊子建築物，都顯示過去廿年台灣在玩的是“分財產”“吃‘國家’”的遊戲；除了分既有的財產外，還分未來的財產──過去那種聖誕老人式的減稅就是例證。
這種“分財產”的時代風尚，它所造成的效應是：
──無能且無擔當的政治風格開始在台灣被固定化，分既有的財產和未來的財產已成了政客解決問題的萬靈丹。歐洲美國被情勢逼急了至少還敢增加富人稅及抓逃稅，但這種事在台灣根本不可能發生。我問某大官，大官說：“何必顧人怨！”
──台灣長期“分財產”，當然產生許多大大小小的新興富人：男的叫名流，女的稱貴婦。由於過去全球景氣還可以，台灣遂顯得光鮮亮麗，這乃是台灣式“鍍金年代”（Gilded age）。問題是靠著“分財產”而帶動的繁榮，儘管光鮮亮麗，但畢竟是鍍金，並無真正的含金量，一旦歲月侵蝕，裡面的鉛條就快快露底。馬克吐溫當年會寫《鍍金年代》這本書，就是他眼見十九世紀末官商勾結，整個社會充斥著誇張的假性繁榮而心以為危，他不幸而言中！“鍍金年代”已使人創造真正財富的能力被蛀蝕。
──而我們也可以回想過去廿年裡的鍍金景象，我們社會自大浮誇的習性傳染到了每個領域，棒球文化只是其中之一，用台灣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看自己的肚臍眼，愈看愈歡喜”。它已形成了獨特的“愛台”文化。它早在陳水扁戲劇化的搞“愛台灣”之前就已存在。
分財產，鍍金式的繁榮，愈看肚臍眼愈歡喜的文化，以及媚俗討好的政治風格，這就是台灣的時代精神，也是故步自封的一種型態，而以後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