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大多數人都信心滿滿地說，30年後，大多數普通人可能都不記得這場危機了，最多，這場危機不過是金融經濟學教案上的一個案例。”林毅夫說，“我就問為什麼他們有這麼大的信心，得到的回答是：我們知道大蕭條的教訓，我們不會犯同樣的錯誤，我們也知道上世紀90年代日本危機以及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教訓。”
“我當時卻認為，當我們回顧過去，每次危機總是由於新的情況和原因導致，當然，我們可以避免犯類似的錯誤，但卻很難避免預料不到的因素導致的危機，而現在的情況似乎正是這樣。”他說。
這種前瞻性的眼光，自然讓許多人刮目相看。但林毅夫每次談及，又總是表現出其慣有的謙遜。他說，作為首席經濟學家，他要盡職盡責，但很多問題不是他一個人就能完成的，“我還要鼓勵我的同事，集合大家的智慧，群策群力。”
儘管金融危機異常嚴峻，發展任務格外繁重，但林毅夫也有信心。他曾雄心勃勃地對本刊記者說，如果將其手下這些研究學者的研究年限加起來，將超過1000年，“把這1000年的智慧發揮出來，沒有不能解決不能研究清楚的問題。”
“超越凱恩斯主義”
林毅夫深知佐利克器重自己的原因。在赴世行任職前，他就表示，中國有很多經驗值得其他國家學習，尤其是幫助亟需脫貧的非洲國家，“我將借世行這一平臺促進這种經驗的交流，努力幫助非洲國家找到富裕之路。”
他說，之所以世界許多國家數十年都無法擺脫貧困，一個原因是當前的理論似乎並不完美，“我希望從中國、從東亞國家的成功和失敗的經驗中，能發展出相關理論，產生新的思潮，形成更有效的政策框架，來幫助這些國家實現發展。”
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機，更凸顯了中國發展經驗的重要性。本刊記者旁聽了林毅夫的多次演講和研討，幾乎每次，都能聽到他介紹中國克服金融危機的經驗。
他指出，上世紀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時，中國為應對危機，實行了積極的財政政策。結果，一方面實現了經濟的較快發展；另一個更重要的方面，就是通過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建設，解決了制約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瓶頸問題，為下一階段經濟更快發展奠定了基礎。
而中國的這種成功經驗，尤其是投資在瓶頸領域，在林毅夫看來，發達國家、其他發展中國家也不妨借鑒。
這一點也得到許多經濟學家的認同。本刊記者參加的一次座談會上，佐利克也強調了中國經驗的重要性，其具體措施和林毅夫幾無二致。顯然，作為世行最高經濟權威的林毅夫，其觀點已深深影響了世行及其領導人。
林毅夫的貢獻是多方面的。鄒加怡說，林毅夫從實體經濟產能過剩的角度，對當前危機的性質和嚴重性作出了恰如其分的判斷；他通過對中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經驗的總結，提出了“超越凱恩斯主義”、將財政刺激的著力點放在解決發展瓶頸問題上的觀點；他針對新興市場國家和非洲產業結構的特點，提出了通過南南合作加速非洲工業進程的主張。
“林毅夫的業績表明，中國的發展對於世界的貢獻，不僅在於出產品，更在於出人才，出思想。”鄒加怡如此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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