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後的海頓生涯是一個不斷取得成功、不斷達到新的事業高點的故事。他的交響曲和四重奏作品因其卓越的藝術質量和多樣的音樂想象力引起外界越來越多的關注。新作的委約合同紛湧而至，有的來自西班牙（如著名的《基督臨終七言》），有的來自法國（如“巴黎交響曲”六首），有的來自英國（如“牛津”交響曲）……海頓的名望在他1790年因埃斯特哈齊親王去世而離開宮廷時已經享譽全歐。年近花甲的他，終於成為名副其實的“自由藝術家”，可以跟從自己的內心聽覺來從事自由的創作。1791年和1794年，海頓兩次長時間造訪和旅居倫敦，不僅成為各方名流甚至英國皇室的座上客，而且將自己的交響曲創作推上最高峰（十二首“倫敦”交響曲）。回到維也納，埃斯特哈齊家族的新親王重又任命他為樂長，儘管此時這一職位已是榮譽性質，職責很輕，幾乎不影響海頓此時的“自由藝術家”身份。令人驚訝的是，已年近古稀的這位老人創造力絲毫不見衰退，樂思之新鮮、靈變和筆法之精到、準確不僅一如既往，甚至比以前更勝一籌。他以六部恢宏的彌撒曲、兩部無與倫比的大型清唱劇（《創世紀》與《四季》）成就了自己最偉大的聲樂作品創造。特別令人感慨的是，他的最後一部弦樂四重奏（作品103），只寫了中間兩個樂章，原因是頭尾兩個樂章一般比較複雜，寫作需要更多的體力，而海頓此時已經年老體弱，他終於沒有力氣（而不是沒有靈感）完成那兩個樂章。這成了音樂史上的一大遺憾。
三、海頓的音樂獨特性：位於“前現代”與“現代”之間
回顧往昔，暮年的海頓在給朋友的信中表達了一種充滿深刻滿足的感恩心態。的確，除了他的婚姻不夠圓滿（婚後感情不和且無子嗣留世）之外，海頓的一生似不應有什麼遺憾。得益於自己的長壽，海頓在七十七年的人生旅途中，目睹、參與並直接推動了音樂風格從晚期巴洛克到古典盛期的巨大轉變，並在每一個轉折階段中都為後世留下了堪稱傑作的代表性作品，勾畫出一條悠長而連續的風格發展路線。在人生的最後三十年，他在交響曲、弦樂四重奏、鋼琴奏鳴曲和清唱劇等諸體裁中均登上了時代的藝術最高點，並從中自然而然形成了只屬於他個人的音樂表現方式與風格特征——別出心裁或甚異想天開的樂思構造，機智幽默的口吻表述，新鮮靈活有時甚至是大膽頑皮的音樂進行，對材料細節的持續關注和深入開掘，充滿動力性的音樂過程安排，以及對人類各類深刻情愫的精辟展示和質樸體現。不知人間世上是否有什麼東西能夠不斷成長，但從不衰老——但海頓的音樂風格發展，卻是精神領域中這類罕見物種的恰當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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