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劉海粟在上海舉辦“歐游作品展覽會”。作家曾今可(1901—1971)在《新時代》月刊上發表了《劉海粟歐游作品展覽會序》一文，其中有一句話說：“國內名畫家徐悲鴻、林風眠……都是他的學生。”這句話激怒了徐悲鴻，他在11月3日在《申報》上發表了《徐悲鴻啟事》一文進行回擊。徐在文章裡就明說“上海圖畫美術院”是“一純粹之野雞學校也”，“鄙人於此野雞學校固不認一切人為師也”。徐悲鴻在文章裡還用了“流氓”、“吹牛”、“營業欺詐”、“學術界蟊賊敗類”等字眼直指劉海粟本人。劉海粟看後也大怒，立即予以反擊，僅隔一天就在《申報》上也發表了《劉海粟啟事》一文，竭力表白自己的藝術理想與藝術觀念，否認曾氏的文章是出於他的授意。徐悲鴻在4天後再寫文章進行反擊，說話更不客氣，其中有一段話對劉海粟的人品和繪畫表示了不屑：“繪畫之事，容有可為。先洗俗骨，除驕氣，親有道，用苦功，待汝十年，我不誣汝！”兩人多年的恩怨已經公開化了。此次兩人的“筆墨論戰”卻以劉海粟的偃旗息鼓而暫時告終。其實徐悲鴻在“論戰”中，以及後來寫的文章或給朋友的信件裡直指劉海粟的“軟肋”，就是劉的“人品”問題。“親有道”三字是有所深指的，並非無足輕重，所以徐悲鴻略占了上風。令徐悲鴻不能容忍的是，如果說自己曾經在“上海圖畫美術院”學習過也就算了，但劉海粟一定要宣稱是自己的老師，並以此津津樂道，就似乎有點“無恥”了。從此之後，徐、劉兩人在國內外的藝術場合裡都開展了“明爭暗戰”，至死亦不相往來。
1939年底，汪精衛在日軍的支持下粉墨登場。汪偽內閣中的高官、也是劉海粟的好友褚民誼，力邀劉海粟擔任汪偽政府的教育部長。由於當時蔣介石政府對投敵的汪偽官員實行暗殺策略，所以劉海粟不敢答應，就遠走南洋，在雅加達舉辦“中國現代名畫家籌賑展覽會”，後所得賑款15萬盾，叫當地的華僑總會管理，直接寄到了貴州紅十字會轉交給前線的抗日將士。當年鬱達夫在新加坡知道之後，也力邀劉海粟到新加坡來舉辦籌賑畫展。1940年12月21日，劉海粟到達新加坡。不到一月左右上海淪陷，海外華人聞之激發了高昂的抗日救國熱情。鬱達夫曾為劉海粟的籌賑義舉寫了許多文章和詩歌。後來隨著太平洋戰爭爆發，新加坡也被日軍占領，劉海粟也因此滯留在新加坡。但令所有人都沒有想到的是劉海粟竟是乘日軍飛機回到上海的。後來有關劉海粟的這段歷史中，大都說劉是被日軍押上飛機遣送回上海的，劉海粟後來也“口述回憶”說：“當初日本軍部派軍用飛機送我回來，有許多人不理解，以為劉海粟一定是賣身投靠做了漢奸了。誤會很多，我不管的，隨他們去說。這種事情你不能解釋的，越解釋越不清楚。但是內心痛苦極了。”然而，當初流落在南洋的文化人士非常多，為什麼日軍單單會派軍用飛機送劉海粟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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