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3月8日電／光明日報刊載署名陳秋燕的文章說，歷史上的泉州曾以刺桐港馳名於世，在宋元之際更成為有著“天下貨倉”之美譽的世界最大貿易港口之一。與其繁榮的社會經濟、對外商貿成就相比肩的是它同樣發達興盛的文教事業，朱熹曾贊譽泉郡人文鼎盛，稱頌“此地古稱佛國，滿街都是聖人”。在泉州人文涵化、習儒修德、教養為先的歷史文脈的形成過程中，古代書院起著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
泉州書院開始並發展於唐末，鼎盛於宋，鞏固於元明兩朝。唐代宗大歷七年（772年）李琦出任福建泉、漳、汀都團觀察處置使，致力於興教，“以五經訓民”，“由是海濱榮之，以不學為恥，州縣之教，達於鄉黨；鄉黨之教，達於眾庶矣。”唐德宗建中、貞元年間（780—805年）泉州刺史薛播、席相，福建觀察使常袞等人，掀起了另一次興學活動。他們積極倡導辦學，鼓勵士子讀書應舉。在地方官員積極倡學的推動下，出現了“閭裡之士，競勸於學”的局面。宋代以後，泉州書院發展更為鼎盛，組織規制也更加完備。紹興十一年（1140年）至鹹淳三年（1267年），泉州相繼出現12所書院，地域分布廣泛，除了府城之外，晉江、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同安各縣都有。書院是古代泉州進行教育的重要場所和組織形式，融講學、祭祀、藏書、修書等多種功能於一體，著書立說、講學授徒、探索學問是其主要職能。
宋代以後，朱熹開創的“朱子學”成為儒家思想的一個重要流派。他在泉州府同安縣任主簿期間時常到各書院講學和游歷，使理學在泉州地區得到了傳播，並使之成為傳統理學的重要基地之一，泉州亦以“朱子過化”之地為榮。南宋泉州相繼創建的幾家書院，或是為紀念朱熹而建立（如南安石井書院），或是朱熹講學歷經之地。書院的教學研究大多以傳播儒學經典為中心的中原文化而展開，這就使得與主體文化處於疏離狀態的泉州文化教育出現跨越式發展。朱熹曾為唐代高中進士的歐陽詹祠堂題寫對聯：“事業經邦，閩海賢才開氣運；文章華國，溫陵甲第破天荒。”此後，泉州士子在科場應舉中屢屢及第，更加激發了人們從師習儒的熱情。儒學思想及其尊師重教、尊儒尚文的價值取向被廣為接受，泉州各地奉“家貧子讀書”為圭臬，堅持“富貴書中求”等觀念，普遍重視子弟的讀書教育，家訓族規多有奉勸子孫發奮讀書的內容，重教之風日盛以至成為閩南社會的世代傳統。有史料載當年泉州“民向學，喜講誦，好為文辭”，常見“家詩書而戶弦誦”的景象，所謂“極之十室之間，必有書舍，讀書之聲相聞”，宋代泉州還被人們稱為“海濱鄒魯”，正是當時教化興隆的形象寫照與生動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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