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國內對“文化傳播”還比較陌生。有人認為我研究英文版《紅樓夢》，沒有用處，浪費時間。所以，我一度被稱作“堂吉呵德”，寂寞獨行，愛好幻想。可我的著作《莎士比亞眼里的林黛玉》震動了整個華文媒體。這股震蕩波，從港台地區、東南亞和北美，倒流回內地，終於促使國人明白了一點，即當大國和平崛起後，中國文化確實面臨著一個對外傳播的問題。
政府也在逐步關注這個問題。2009年9月，國家“漢辦”啟動了“五經”英譯工程，這是中國最基本哲學思想的對外翻譯工程。在今年“兩會”的記者招待會上，楊潔篪外長提到“當前,各國的情況、世界的情況都發生了很大變化,所以我們大家都存在著如何‘調焦距、對光圈’這樣一個任務。我們希望外界能夠了解中國的獨特性和真實國情”。我們不僅要睜開眼睛看世界，還要注重自己在世界中的形象，這說明我國政府已經把“對外傳播”提升到戰略層面。
我在國內主流媒體上，從文化傳播的角度解讀了楊潔篪外長的思想，提出了我們對外傳播的新的根本原則，即要讓西方世界對我們“看得懂，想得通，關鍵是後者。”舉個例子，劉姥姥口念“阿彌陀佛”，這個口頭禪應該譯為Amitabha，這本不是翻譯難題。但霍克斯偏偏譯為Holy Name，將劉姥姥的個人信仰由佛教變為基督教，這就抹殺了中國文化的獨特性。雖然傳播的範圍大了，但傳播的質量極其低下。這個例子就是文化誤讀的典型。
今年年初，我因對《紅樓夢》海外傳播研究的貢獻，入選《中國日報》社主辦的“2009年中國英語教育十大新聞人物”。這是我個人的榮譽，也是這個研究方向的榮譽。僅僅兩年，我的研究就摘掉了“堂吉呵德”帽子。這就是大國崛起所帶來的一個強烈的震撼效應。
筆者：你對於當下中國紅學研究有何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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