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鈺：從文化傳播的角度來看，紅學研究受制於當前較為封閉的文化大環境，是“關門紅學”。從學者到愛好者，絕大多數人都把研究的方向和精力放到了三大類：版本、考據和文藝批評，而且占據了壟斷地位。而對《紅樓夢》在東西方文化交流中所遇到的誤讀難題，沒能及時地給予關注，尚未把文化傳播提高到應有的學術高度。《紅樓夢》在海外傳播了170多年，比紅學本身的歷史要長得多。比如，“紅樓”一詞，我們都知道並非“紅色的樓”；但在英譯本中，卻都譯為“紅色的閣樓（庭院）”，這是一個傳播中的文化誤讀案例。
有人認為文化傳播研究難度大，周期長，成果出來慢；而我認為，進行文化傳播研究並不是撈出國的機會和物質收益。我有一顆寧靜的學術責任心，我做了，在海內外引起反響，能夠拉高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質量，能夠給中國紅學一個全球化的視野，這就是我的價值。
筆者：你曾寫過一本書，名字叫《莎士比亞眼里的林黛玉》，從東西方文化比較的角度研究《紅樓夢》及中國文化。那麼，就以林黛玉為例，老外眼中的林黛玉是什麼樣子？
裴鈺：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林黛玉在英譯本中，被譯為“Black Jade”，吳世昌先生指出，這個譯名有一個引申義——黑皮膚的蕩婦，並加以激烈批評。後來，霍克斯接受吳世昌的批評，改譯為Lin Daiyu。名字雖然翻譯正確了，但黛玉的“瀟湘妃子”，被譯為“River Queen（江河王後）”；瀟湘館譯為“Naiad's House”，Naiad是古希臘的河邊女神，是快樂、幸福的化身。這和林黛玉的悲劇性格大相徑庭，完全顛覆了林黛玉的悲劇之美，是一種破壞力很強的對外傳播。經我披露後，林黛玉在西方的傳播遭遇，引起了華人世界廣泛的關注，很大程度上觸痛了華人的內心。我們寄希望於新的英譯本繼續對林黛玉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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