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美國對華政策的意識形態動因及目標
在力量格局發生變革時，意識形態差異往往更容易對國際關係造成影響，因為此時原本處於弱勢一方的政治偏好及理念有了更大的發揮空間，而原本處於強勢的一方雖然不再那麼強大或具有說服力，卻仍希望繼續把對方形容為非法者。在這一背景下，美國與中國的政治話語衝撞進入了高強度狀態。儘管中國在冷戰後一直在謀求求同存異、和而不同的對美政治關係，但美國仍然把人權和價值觀等意識形態問題作為判斷別國的基本指標，美國的國會、媒體和學術界對中國的不信任感一直沒有減輕。現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雖然曾聲稱追求“既不衝動也不太注重意識形態的”靈活外交政策，但多數美國人深信美國還不至於因為金融危機而影響自身意識形態的安全性。美國駐蒙古大使馬克.明頓稱，擴大民主國家的數量是美國最大的外交目標。（大衛.瓊斯：《端坐於金礦上的蒙古》，《華盛頓時報》2009年8月2日）美國前國務院官員克裡斯托弗.克拉克認為，美中之間存在深深的戰略不信任，價值觀和政治體制的不相容是其關鍵。（克裡斯托弗.克拉克：《美中壟斷是白日做夢》,《耶魯全球化》2009年8月6日）
儘管西方一些樂觀者認為中國已經從蘇聯解體中學到了許多東西，在黨內形成了樂於改革的風氣和力量，（[德]安德烈亞斯.霍夫鮑爾：《表面巨人》，《商報》2009年6月16日）但更多美國精英卻在強調和誇大中國政治體制中的各種問題，指責中國未能按照西方所希望的方向演進。例如，許多美國人把新疆“7.5事件”看作中國民主制度缺失的結果，而不去關注一些分裂勢力披著宗教自由和人權外衣實施恐怖行動的事實。美中合作應對金融危機期間，一些人在不斷提醒奧巴馬政府，有關中美經濟關係可持續的說法是一種錯誤的假設，即便存在雙邊共同經濟利益這一巧合，也將最終被政治分歧和大國間的敵對所掩蓋，美國不能為了謀求美中經濟合作而刻意弱化政治和社會分歧，直至忽略兩國的傳統地緣政治衝突而讓中國從中得利。（威廉.霍金斯：《奧巴馬與中國的虛假夥伴關係》，《華盛頓時報》2009年8月3日）
4. 多元化的國內政治系統對美國對華政策的影響
以國會和總統分享外交權、多黨制、利益集團政治等為特征的分散性權力體制，使美國對外政策一直富有投機性。在對華政策上，民主和共和兩黨所代表的政治勢力略有不同。更多代表大企業和軍工集團利益的共和黨往往更傾向於貿易自由和軍事力量平衡，因而布什在任期間曾積極支持開啟WTO多哈回合談判，幾次否決民主黨主導的國會提出的對華徵收保護性關稅的議案，並迫於軍工集團的壓力在任期結束前同意對台大額軍售。更多代表藍領工人的經濟利益和工會利益的民主黨則傾向於貿易保護和鼓吹人權，克林頓時期雖締結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但同時要求在協定上添加有爭議的勞動力和環保附加協議，奧巴馬政府則無所顧忌地對中國搞起了貿易制裁。同時，每一屆政府都會在盡可能的情況下爭取更多利益群體的支持，因為利益集團政治的推動，美國行政當局的外交決策往往都是集團之間鬥爭和妥協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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