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姨媽的後現代生活》也是如此。有影評人表示，影片的局部情節並沒有太多新意，之前創作的文藝生活片大多涉獵，比如外甥到上海找姨媽的情節頗似《上海假期》，女兒與母親的隔閡可以追溯到《客途秋恨》，姨媽的日常生活細節則讓人想起《女人，四十》。本片甚至還引起部份東北影迷的不滿，認為姨媽在東北的生活有醜化東北人之嫌。
兩次“失敗”的嘗試，主要症結在於許鞍華自己的拍片習慣，她說自己與徐克、陳可辛這些導演很不一樣，她無法僅靠想象來拍出一部電影，也就是說，像《投名狀》、《七劍》這些古裝大戲，她沒辦法駕馭。於是她只能拍一些生活氣息濃厚的電影，而這些片在尋找投資方面並不是很容易。許鞍華好不容易拍了《玉觀音》和《姨媽的後現代生活》，但故事背景又不是她熟悉的香港，做起來也沒法得心應手，拍出來的影片也就顯得別扭了。
回香港做最熟悉的文藝片
在香港電影不斷陷入“沒落”、“死亡”等質疑聲之時，內地電影市場卻呈現出無比繁榮的景象。商業片大行其道，動輒過億的巨片濟濟一堂，甚至連不少名導都淪為票房的俘虜，不顧口碑地去拍一些“大爛片”。其實，在香港亦是如此。港產電影不斷地在被拷問，各公司導演幹脆轉移注意力，放棄留守直奔內地。在這一形勢下，許鞍華卻始終以特有的女性視角和人文主義的立場，對人的本體尤其是對女性予以深切的關注；同時又在樸實細膩的電影風格中融入了香港電影特有的觀賞性特質，形成獨特的叙事結構和影像結構，不斷地喚起觀眾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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