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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原題為：《許紀霖談國民黨如何失去知識分子的支持》。封面:許紀霖像 |
核心提示：以聞一多為例，三十年代在北平的時候，一個人的收入可以養家裡大大小小的人口，還可以雇幾個保姆；1940年以後，物價飛漲，入不敷出，只能去中學兼課、刻圖章補貼家用了。後來，他會拍案而起，除了政治上的義憤，切身的生活感受是更大的催化劑。知識分子的貧困化在四十年代是相當普遍的現象。1946年胡適從駐美大使任上回來做北大校長，他有一個雄心勃勃的十年學術計劃。結果在教授會上他的方案無人理睬。教授們紛紛向校長訴苦：我們現在生活都有問題，十年以後是否還活著都是個問題，還談什麼學術！
據說“文革”期間有一句耳熟能詳的名言：筆杆子、槍杆子，革命就靠這二杆子。當蔣介石的威望隨著抗戰結束達到頂峰的時候，很難想到短短幾年之後竟然淪為知識精英眼中的獨夫民賊。最終，批判的武器與武器的批判一同將國民黨趕出了中國大陸。在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許紀霖看來，國民黨政府與知識精英以及知識精英所代表的民心之間的關係變化，是很值得深究的。
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在1945年到1949年間，迅速地失去知識分子的支持，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許紀霖：首先是認同的危機。我一直有一個看法，在民主社會裡，精英的作用是有限的。因為重大的決策是一票一票投出來的。怎麼來動員選民、影響選民，是最重要的。但在一個非民主的社會裡，精英和政府的關係是最核心的東西。中國傳統上是民本政治，從儒家一直到國民黨，都講民本、民生，但是民是沉默的大多數，他本身不可能發出聲音。哪怕到了近代，有了公共領域，有了現代的傳媒、報紙、雜誌，其中能夠主持言論的還是知識分子，不是一般的小民。民是要被代表的，而代表民意民心的，恰恰是掌握了話語領導權的知識分子。在中國歷史上，統治者是否得民心，實際上是是否得士心。統治者應傾聽士大夫的清議和民間輿論。
從1945年到1949年，短短四年，知識精英與國民黨政府的關係發生了很大的逆轉。逆轉的原因，有兩個背景性因素，一個是外敵的消失。從1895年甲午海戰失敗一直到抗戰勝利，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從來沒有斷過亡國滅種的危險。一個接一個，始終有外敵。這個外敵不是潛伏性的，是實實在在的威脅。外敵的存在，使得知識精英哪怕對政府有諸般不滿，還是對合法的中央政府有一定的認同感，除了個別爛透了的北洋政權，比如張作霖的統治。對於國民黨政府，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以前是一直懷有期待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獨立與評論》內部，有過一場民主與獨裁的爭論。像蔣廷黻、丁文江、錢端升這些老牌自由主義者，認為獨裁雖然不好，但與其存在著無數個小獨裁——軍閥割據，不如有一個開明的大獨裁，在中央形成一個開明的威權，以應付大敵當前的國難。有了外敵，就容易形成精英與政府某種適當的合作關係。抗戰勝利以後，外敵基本不存在了，亡國滅種的威脅消除了。政府不可能再製造什麼外敵，讓知識分子和國民為了國家的自由犧牲個人的自由，認同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戰後知識分子所一致認同的口號是“和平統一，民主建國”。通過和平、民主的方式，建立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後來，國民黨想通過打內戰“戡亂建國”，自然很不得人心，首先讓知識精英絕對無法認同。
當外敵消失之後，其他方面的變化就很容易導致離心離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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