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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資料圖） |
中評社北京5月14日電／經濟參考報刊發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的文章說，從比較的角度看，中國過去30年這樣的一種城市化道路，並不比拉美和印度貧民窟方式為主的城市化道路優越。而且，目前的這條中國城市道路如果不進行調整，堅持走下去，結果無疑將會造成諸多社會動蕩。
全文如下：
不同的國家走過不同的城市化道路。西方發達國家的城市化道路由於歷史條件不同我們無法重複，拉美和印度的城市化道路造成嚴重兩極分化和大量城市貧民窟等社會問題，我們不能重複。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城市化道路與我國國情比較相似，有許多值得我國在城市化進程中學習借鑒的地方。但我們要走的路必定不可能與別國一樣。中國的城市化之路，究竟應該怎麼走？
不同的國家走過不同的城市化道路
東亞體面的城市化道路。東亞國家和地區在二戰後進行的土地制度改革較為徹底，實現了耕地平均化，後來韓國和我國台灣地區都進行了土地集中的改革和調整。雖然今天其農村人口的比例已經下降到5%，但是，比起拉美、美國和歐洲，其家庭農場的規模平均也就在2公頃左右。放開人口流動限制，農村土地私有並且比較均勻，轉移到城鎮的農民在大量的小企業和服務業中得到了就業機會，加上農村的土地和住宅可以變現，加上政府對土地和房價的控制，轉移的人口在城鎮中有購買住宅的能力。1980年代，在土地和房價沒有上漲前，台灣城市化水平已經達到65%，並且城市中85%的居民有了屬於自己的住宅。韓國政府建造了250萬套住宅，解決了四分之一人口的住房問題。東亞這些國家和地區，在人口大量向城鎮轉移初期，也存在一些貧民窟，後來隨著政府財力的增加、人民收入的提高，政府逐步地進行了改造，使人民都有了體面的居住。
印度和拉美以“貧民窟”為主的城市化道路。印度和拉美，也是人口自由流動，轉移人口的主要形式主要是建立貧民窟。拉美土地集中度非常高，大量的農場採取公司式經營，農場平均面積比美國家庭農場面積都要大；而印度的土地改革很不徹底，農村家庭農場本來平均規模就很小，即使這樣仍然存在著大量的無地農民。拉美和印度的農民，特別是無地農民，大量地向城市轉移，城鎮中政府又沒有注意促進能大量容納就業的小企業的發展，導致進城市人口的收入較低。於是，農民在農村沒有土地資產可變現，在城市中沒有增長較快的收入，政府財力又對低收入人群的住宅供給沒有支持，結果只能使他們在貧民窟中安身。印度目前城市人口約占總人口的30%，而城市人口中約35%居住在貧民窟中。拉美各國，隨著經濟的發展，對貧民窟也進行了改造，並將其納入提供公共服務的範圍。
我國改革開放30年城市化實踐的經驗教訓
中國城市化道路怎樣走？改革開放30年來，在一些關鍵的戰略、體制和政策上，實際沒有進行細致的研究和規劃。我認為，改革開放以後的近10年中，我們對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仍然實行的是限制政策。20世紀90年代，政府才開始認識到農民向城市轉移的重要性，但是，仍然怕農民進城後會引起一系列的社會問題。21世紀以來的10年，農民進城的種種限制才逐步被清理，然而，到現在還是不徹底的。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走上了一條給未來積累巨大社會風險的城市化道路。可以這樣總結：(1)人口的戶籍沒有放開，採取了轉移人口臨時居住證的制度，進入城市的農民工無法正常享受到城市教育、衛生、社保、低保等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而且在正式單位就業、購置車輛等方面，受到層層限制；(2)貧民窟不允許存在，而城鎮合法房的價格奇高，農民農村中的宅地不能從資產意義上退出變現，城市中勞動力供大於需又使工資收入增長緩慢，結果使轉移人口進得來而留不下；(3)在城鄉間形成大規模的流動人口，在城市內形成大規模工作不固定和居無定所的漂移(蟻族)人群，城中村、蝸居、集裝箱、鴿籠、膠囊間等低成本居住方式也會大量出現，特別是從農村進城的80後、90後，以及未來的21世紀後，想讓他們從城市中回到農村的一畝三分地上去，可能性越來越小，將會在城市中形成大規模的低收入而生活艱難、有一定文化而無信仰、心理極不平衡的、可導致社會動蕩的危險人群；(4)由於農村青年源源不斷地向城市轉移，老年人不能隨同轉移，並且一部分農民工中老年後又返回農村，使得農村的老齡化實際上要快於城市，特別是未來20年到30年中，大部分村莊將會成為老年人為主的蕭條衰敗的地方。從比較的角度看，中國過去30年這樣的一種城市化道路，並不比拉美和印度貧民窟方式為主的城市化道路優越。而且，目前的這條中國城市道路如果不進行調整，堅持走下去，結果無疑將會造成諸多社會動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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