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5月18日電／中國青年報刊登署名周俊生的文章指出，中國房地產市場問題積重難返，政府的角色定位發生錯誤。當政府左手握著權力的公章、右手握著商人的算盤進入市場的時候，無論是農民還是開發商，都只能向它俯首稱臣，市場的公平原則也在這種機制中被嚴重剝蝕，當然也就無法正常行使政府職能並對市場進行調控了。我國房地產市場在上世紀末形成以後，儘管已經進行過多次調控，但每每半途而廢，個中原由透過西豪麗景這塊土地的流轉過程，也就可以大致看個明白。
全文如下：
2009年被批准徵地，2008年已開工建設；批復用地900多畝，實際徵地2000多畝；名為後勤保障基地，實為房地產開發；徵地補償每畝7000元，土地出讓每畝32萬元。——經過這一系列的運作，被譽為“亞洲最大人文生活區”的西豪麗景住宅區在河北省萬全縣數千畝農田上拔地而起。
從新華社記者這簡單的描述中，我們已經可以清晰地看出，當地政府對於推動西豪麗景住宅區的建成，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且它已經成為這個項目最大的獲利者。當房地產開發商以每畝32萬元的價格拿到這塊土地後，必須在銷售過程中消化這個成本，那麼這個住宅區的房價也就可想而知，它決不是那些只拿到每畝7000元補償款的原先的土地所有者能夠買得起的。當富人們趾高氣揚地住進這個住宅區的時候，農民們只能離開土地，連“土里刨食”的資格也被剝奪了。
在西豪麗景使用的這塊土地的流轉過程中，地方政府沒有付出任何勞動，僅僅憑著對土地的過手，就得到了巨額的土地出讓金收入。從農民那裡得到土地時，政府用的是征用的名義，也就是說，它是動用政府所掌握的公權力來得到這塊土地的，在這個時候，土地不具備商品的禀性，政府對它擁有絕對的支配權力，儘管它也為此向農民支付了補償款，但在公權力的支持下，農民根本沒有與政府談判的資格，農民除了接受政府規定的價格以外別無選擇。而當政府得到這塊土地後，它又運用市場化的拍賣手段，得到了最大利益。這時候，公權力同樣是對拍賣場起支配作用的，政府就像一個生意人一樣，轉手就將土地轉化成了一件奇貨可居的商品。透過對這個過程的簡單了解，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政府如果做起了土地生意，真是無本萬利。
很顯然，地方政府在房地產市場上擁有的絕對權力，使它能夠隨意地變換自己的角色，實現利益的最大化。當它向農民徵地時，它行使的是政府職能，並且盡量壓低給農民的補償款。村民們普遍反映，每畝7000元的補償款過低，他們的一畝瓜地每年就能賣四五千元，但政府卻不這麼算，而是認為每畝平均年產值只有200多元，按30年計算再凑個整數，所以有了7000元的價格。本來，這種差別很大的計算方法，在市場博弈中根本就是談不攏的，但政府所擁有的公權力，使它順利地按自我的意志達成了這樁生意。然而，當它通過土地拍賣從開發商那裡得到巨額的土地出讓金的時候，它已經放棄了政府的角色，而成為一個貪婪的商人。
政府淪落為“生意人”，必然滿腦子都是“生意經”，絕不可能成為市場交易的仲裁者。我國房地產市場問題積重難返，政府的角色定位發生錯誤，顯然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當政府左手握著權力的公章、右手握著商人的算盤進入市場的時候，無論是農民還是開發商，都只能向它俯首稱臣，市場的公平原則也在這種機制中被嚴重剝蝕，當然也就無法正常行使政府職能並對市場進行調控了。我國房地產市場在上世紀末形成以後，儘管已經進行過多次調控，但每每半途而廢，個中原由透過西豪麗景這塊土地的流轉過程，也就可以大致看個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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